基督教在西方得到承認不久後，在世界另一方出現了引導人類走向正道的伊斯蘭教，它迅速地在全球傳播開來，並建立了版圖遼闊的強大政體，為人類締造了輝煌的文明，對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伊斯蘭文明對西方從中世紀過渡到新時代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是人人皆知的，就連伊斯蘭的敵人對此也無法否認。
在東方這片大地上，真主為人類派遣了一位先知，讓他號召人類在天啟的基礎之上建立富有精神和社會生命力的政體，真主降示給先知的這些啟示，經彙集成冊，成為《古蘭經》，代代流傳。這是自希臘之後，西方新文明出現之前，西方與東方所具有的一個重要共同點，東西方都以真主的言語——天啟為基礎。無論是在伊斯蘭教中，還是在基督教中，真主都是宇宙的創造者，是萬物的中心，他降啟示于人類，真主是絕對真理，因而他給人類降示的啟示必定是真理，沒有任何超天啟的真理存在。
當然，我們將東西方的這段歷史加以比較，並不意味著這兩個社會的歷史是相同的。令人遺憾的是，東方社會史至在近兩個世紀內，被人們忽視，即使有人瞭解一點東方史，那也是通過閱讀西方學者的作品得知的。西方人大膽衝破中世紀的束縛，努力尋求新的空間，從而創造了新的文明。這一文明不僅影響了西方人，而且對全人類也產生了影響。很自然，這一文明成了人們評論西方的標準。西方對自己的這一文明引以為豪，其它民族對西方文明也驚歎不已。那些熱衷西方文明和對西方文明感到驚歎的人們最終被西方文明所征服。
當然也有一些人不願接受西方文化，甚至與西方對峙，但因不合適宜，而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只好面對這一歷史潮流做出讓步，那些保守派也被孤立了起來，而普通的人們只關注日常生活，重視生活的表面。在此期間也出現了一些社會思想家（與西方相比微不足道），但因其思想沒有歷史根源，只能東施效顰，即使其思想有一定的歷史根源，但不符和時代的需求和發展。因此，要麼被孤立（這一點前面已說過），要麼產生本質矛盾和危機。其結果是，現代文明的奠基者——伊斯蘭文明曾因擁有高度精神和物質文明而控制世界，如今卻失去了昔日的輝煌。在此情況下，世界變成了西方人的世界。否則一個既沒有堅實的文化底蘊和渾厚的文明基礎，也沒有輝煌的歷史，且四分五裂，陷入相互間你爭我奪的危機之中的社會，怎麼能夠展望未耒,創造一個具有巨大影響的新文明呢?
將中世紀的東西方進行比較並不意味著也可以將東西方在中世紀前後的歷史與社會狀況進行比較。對穆斯林文明達到鼎盛時期的伊斯蘭世界命運進行詳細研究，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得出值得信賴的結果，即：在研究歷史的同時，應根據伊斯蘭世界各民族所存在的共同點和分歧點來預測穆斯林的未來命運。
儘管我們不完全接受西方對歷史研究所取得結果，但西方的歷史研究方法是正確的，當然在社會事務方面很難得出果斷和普遍的結果，因為在研究社會事務方面選擇的“始點”，確定判斷標準對得出結果起著重要的作用，而選擇“始點”，確定判斷標準是非常困難的。鑒於此，西方在此方面的研究結果對我們來說是不全面的，至少應對其持懷疑和謹慎的態度。
應注意的是把我們的一段歷史與其它民族的歷史進行對比，不能因為兩個民族有相似之處就斷然做出同樣的結論。我們對東西方兩個不同民族的歷史進行比較只是為了作為回答下面問題和提出新觀點的一個前提，只有對這些問題做出正確的回答，才能得出可靠的結果。這些問題包括：難道東方一直被獨裁專制統治？難道以人民的要求和願望為基礎的政體（如希臘）來到東方就會變成獨裁專制？難道受專制國王統治的東方人民所面臨的苦難少於古希臘之外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難？東西方對待婦女、兒童、敵人、俘虜的行為和所持的觀點，哪一個比較接近人性，值得維護呢？宗教、道德、神秘主義與政治體制和人民的生活之間有著什麼樣聯繫？在此方面東西方有什麼不同點？揭示真理的基礎就是希臘哲學所談論的“理性”嗎？理性是否象當代文明提出的“自由”，從而成為一種“思想習慣”和判斷原則？毫無疑問對這些問題和其他一些問題作出回答將有助於我們從東西方的歷史比較中得出結論。其目的是，我們不能只看兩個社會的共同點，而依據總的原則來闡述一個社會的未來命運。要知道社會和歷史問題是非常複雜的。任何人，任何時候決不能對此作出全面完整的判斷。一切問題需要一步一步地去解決。希望有一天，我們的研究家自我認識，重新從各個方面重視我們的社會，對過去和未來進行詳細的研究。這是產生思想的開端。如果一個社會沒有思想，就不可能得到發展。
在中世紀，西方和伊斯蘭世界最大的共同點是以“天啟”為基礎。但是一方面由於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天啟”內含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東西方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不一樣。因此，“天啟”對東西方人民的生活、社會體制的影響也是不一樣的，這也是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相比之所以沒有關注政治思想的一個原因。但從整體上說，伊斯蘭世界的思想研究，無論從其深度還是廣度來說，遠遠超過了西方，如果有機會，我們將對此進行詳細的研究。
在此值得研究的是，在伊斯蘭世界，對知識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在科學領域曾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伊斯蘭世界對政治哲學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除法拉比外，沒有一位哲學家認真討論過政治，然而對形而上學、神學、倫理道德等其它所有學科卻給予了高度重視，並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取得了輝煌成就，留下了許多寶貴書籍。在此我們有必要詢問一下象伊本·西那和其他著名哲學家，擁有淵博的知識，聰明的才智而不關心或很少關心政治的原因何在？在此方面，伊斯蘭的哲學家比不上西方的神學家和哲學家。在伊斯蘭世界除法拉比和華哲·納賽爾·丁·圖斯等寥寥無幾的哲學家外，沒有任何哲學家對政治進行認真思考！即使有人關注政治，那也不是哲學家。象知識淵博的安薩里雖然精通哲學，但在後半生卻反對哲學，只有法拉比可以說是第一位，甚至是唯一一位就政治進行思考的哲學家，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法拉比是伊斯蘭哲學的創始人之一。雖然在他之前，一些哲學命題和觀點已在穆斯林之間提出來進行討論，但法拉比是唯一放棄哲學提出系統全面的哲學思想的哲學家。
在此，首先讓我們概括地認識一下法拉比的哲學思想，然後再對中世紀伊斯蘭世界和基督教世界所存在的不同之處進行比較研究，然後從中得出符合我們社會狀況的結果。
法拉比在政治領域著述頗豐，其中最主要的政治觀點是其著《城市哲學》一書中的十點內容。在此，我們只簡單概括地介紹法拉比《城市哲學》一書中的政治思想。
法拉比在《城市哲學》一書中，一開始對“存在物”的基礎進行研宄，他認為從第一因（安拉）流溢出第二因，最後流溢出“能動理智”。這一“流溢進程”以最低級的存在物——位於第六品的物質而結束。法拉比認為“能動理智”惟獨人類所有，它的作用是促使人類完美發展。“能言的能力”是人的一種特性，這一能力以及其它一些潛在能力使人產生了生命和運動，但這一切都在對人們的生存起著主導作用的“能動理智”的控制之下。
法拉比還談到了實體與非實體的本質，他認為實體由“形式”和“質地”構成。在社會學方面，法拉比受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影響，承認人類社會的自然性。
法拉比將社會分為大、中、小三組，並認為家庭、小區域、巷道的居民是“殘缺的團體”。他反對古代關於城邦是完美的終點的觀點，而是認為，城邦只是人類社會趨於完美的開端，最理想的社會是中型社會，他還認為大型社會由許多民族構成；而世界民族則是世界各民族的統一體。可以說在閱讀法拉比的社會政治思想時，會使人聯想起古希臘“世界社會觀”和古羅馬興盛時期的政治思想。
當然在法拉比觀點中，“完美團體”並不是一樣的，而是存在著許多差異，這些差異主要是由各民族的自然特性和“理智”的運用不同導致的。
社會的最終目的是達到幸福與至善，社會給我們帶來的一切是美好的，但是社會給人類帶來美好，並不是因為社會本身，而是因為它是通向幸福的媒介。“善”或是“自然”的，它來自“天體”，或是“意志”的。與自然和意志的善相對的一面是自然和意志的惡。
意志的善與惡，即美與醜是來自人的“能言力量”和其它一些潛能，認識、感官、幻想等對善惡的產生也起到一定的影響作用。人的幸福根源存在於人的秉性之中，這一點是具有健全秉性的人共有的特性。儘管每個人的秉性有強有弱，正因為人的秉性各有所異，其潛能有強有弱，人們在社會中擔任的職務就有所不同，因而出現不同的國王。第一等級的國王是擁有絕對權力的國王，他不需要其他人的引導，在他之上沒有任何統治者，他知識淵博，不僅知道“整體”而且知道漸趨發生的具體事務及其特性。他擁有強大的統治力量，知道把某項工作交給誰最適合。這一切都是因為他與“能動理智”聯繫在一起，毫不間斷地吸取它的光澤。法拉比把他稱作國王，這一國王實際上就是接受啟示的（先知）。
由這樣一位國王統治的社會一定是高尚、美滿的社會。這一社會就是“理想 國”換言之，在理想國中一切法律都是上述所說的“第一國王”制定的，如果在某一時期沒有第一國王，那麼必須遵守第一國王制定的法律，並根據這一法律管理國家，在第一國王不在的情況下肩負實施第一國王制定的法律的人被稱作“傳統國王”。
在法拉比的觀念中，與“理想國”相對的是“愚昧、作惡和迷誤國”，在這樣的國度裡，善與幸福的原則，因人們沒有辨別是非的能力，或由於人們的私欲而隱敝了起來，不被人們認識，他們只能借助幻想認識幸福，或者即使認識到善與幸福，但因言行不一致而無法達到幸福。當然在法拉比的理想國中，人們並不完全一樣，有好人也有壞人，善惡經常發生衝突，因此人們要謹防導致出現愚昧犯罪國的各種因素。
法拉比的“城市哲學”產生於他的世界觀，他的政治理論主要在“大的社會中”才能實現，他認為宇宙間有一個清算者，人作為大地的主人，雖然有理智，但只有理智與“能動理智”聯繫在一起的情況下，才能把人們引向幸福的道路。
法拉比也象古希臘著明哲學家如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一樣認為：政治是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政治的基礎是真理，而真理則要通過思維的努力和求證才能得到的（柏拉圖與法拉比認為哲學論證及其行為是通向政治真理的途徑，而亞里斯多德則強調政治的實踐性，無論如何他們都認為，政治需要理智去揭示，鑒於此，政治與自然不是相互對應的）。法拉比的政治理論也是他的哲學和世界觀的產物，鑒於此，他首先討論的命題是“存在”的基礎，然後以一位大哲學家的眼光對政治進行研究，並提出了理想國的第一國王。第一國王與“能動理智”緊密聯繫在一起，不斷地從他那裡得到真理，其實第一國王指的是先知，中間媒介就是天啟，法拉比的哲學使命就到此結束。然後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在論證了國家和政治的自然性後，接著討論理想國的特徵、確定理想國的界限，闡明人民和政府的職責，並談到了市民交往和聯繫的準則。換言之，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首先闡述政治哲學，然後才闡述人民應遵守的法律。然而法拉比至少在《城市哲學》一書中，只論證了政治是自然事物這一原則，並闡述了理想國國王所具備的主要特徵，但沒有論述個人的行為和社會交往的準則，因在他看來，這一切真主巳經規定好了，不是哲學家的責任。法拉比認為，背離真主的國家，是愚昧和迷誤的國家，是犯罪的溫床。
自法拉比之後，象伊本·西那、謝赫伊什拉格（伊斯蘭光照學派創始人）和毛拉·薩德拉這樣的偉大哲學家，從未涉足政治基礎及其原理，他們把畢生的精力用才在了邏輯、神學和某些自然科學的研究之中。而那些從事政治的人則對哲學一竅不通，或知之甚微，其結果從事政治的人沒有哲學思想，或者懂得一點哲學，那也是用來反對哲學，而在政治領域沒有提出任何哲學觀點。談論政治的人只是以“政治記”和“法學記”的形式來服務於統治階級，鞏固統治階級的地位。
當然在這些“政治記”中，談到了統治者的公正和仁慈。其目的是為了鞏固統治者的地位，讓所有的人服從統治者，這樣統治者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欺壓百姓。但是要知道，人民絕不會成為壓迫階級的擁護者和支持者。因此，統治者要想長治久安，最好的途徑是公正地對待人民。
“政治記”的作者們所強調的是維護教律，維護學者的尊嚴。最令那些撰寫“政治記”的作家擔憂的是那些離經叛道的人們，他們認為這些人的信仰有問題，國王應將他們消滅掉。其實他們所謂的邪惡思想，實際上是那些反對有政治意圖之人如什葉派、伊斯馬儀派這些具有政治遠見的教派當作自己的敵人。在此方面西方的基督教卻恰恰相反。東西方都反對和詛咒離經叛道的異端勢力，然而在西方的基督教徒中離經叛道的人指的是那些反對基督教教義與信仰的人，而在伊斯蘭世界，離經叛道的人則指在實踐方面帶有政治色彩的人（即誰反對國王統治，就被當祚離經叛道的人來加以懲治）。
伊斯蘭世界在理論研究，如哲學、神學、神秘主義學的研究領域的確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教義學雖然在一開始就與哲學相對立，教義學家竭力批判哲學，並把哲學說成是“罪 惡的思想”。即便這樣，伊斯蘭世界的教義學家並沒有擁有基督教教義學家的地位。在穆斯林世界，那些聲稱精通教義學和法學的學者，從來不敢提出反對統治階級的思想。遭到追查、折磨和殺害的人，一般都是那些不接受統治階級的人們，這些人因為要求建立公正的社會而遭到折磨和殺害。在這之中，穆斯林世界的哲學家因沒有涉足政治，因此在社會中沒有得到象法學家那樣高的地位，因此他們所面臨的困難與基督教的哲學家相比少得多。在教義學方面，雖然教義與哲學不相容，但沒過多久，教義學失去了昔日的光輝，最終與哲學聯繫在一起。前面已說過，毛垃·薩德拉代表了伊斯蘭的所有學派別，他不僅將哲學和教義學融為一體，而且將“逍遙派”、“光照派”的哲學思想與蘇非派神秘主義思想融為一體，從而為伊斯蘭哲學打開一個更加廣闊深奧的天地。然而從事哲學和理論學研究的人往往社會中沒有地位，擁有顯赫地位的是那些法學家。那些拋開法學進行社會學研究、為社會規劃未來宏圖的學者則遭到無情的打擊和折磨。而在基督教世界，政治與世俗事物有關，把政治和世俗事務交給了政府領導人和政治家掌握，教會只注重人們的信仰問題。但與此同時，教會也有反對政府的權力，因為少維護基督教是政府合法性的條件之一，教會在信仰方面享有絕對的權力，不受任何限制，任何思想必須得到教會的認可和通過。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思想在基督教世界受到了限制。基督教的理論和思想是神聖的，而世俗事務則是人們的傳統習慣，因此，任何理論和思想不能反對教會，因為反對教會就等於反對上帝。而在實踐方面，任何人都可以發表意見，因為他是世俗的。基督教會與統治階級的鬥爭對西方政治自由思想的產生起到了一定的影響作用。
在伊斯蘭世界，恰恰相反，實踐是神聖的，而在理論方面的研究則敞開了大門。正因為此，政治封閉，而哲學、神秘主義學和其他一些理論學科卻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只要把穆斯林的教育體制和基督教的教育體制進行比較，並就這兩大宗教所處的環境進行研究，就可以看出東西方之間存在的區別的根源所在。
兩大宗教不同的內涵
首先《古蘭經》對人的存在與生活所持的觀點有別於《新約》。眾所周知，《古蘭經》不僅重視人的信仰，而且也注重人們在今世的生活。但基督教卻不是這樣，他們把物質與精神、今世生活與後世生活分開看待。伊斯蘭把今世作為獲取後世幸福的橋樑。而基督教則認為，人有原罪，今世生活只是贖罪的場所，因此，世俗的事務不是教會的責任。
《古蘭經》認為，雖然後世是人類的最終目標，是永恆的幸福，但《古蘭經》也要求人們在今世建立美好的社會和政治。穆斯林的社會和政治責任不亞於其宗教責任。不僅如此，伊斯蘭為人們規定的宗教儀式也具有社會意義，這一切均說明，伊斯蘭教對人際交往和建立社會制度給予了高度的重視。
第二、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的一舉一動都充分說明，伊斯蘭教是一個重視今後兩世幸福生活的宗教。正如大家所知，先知穆罕默德在為聖後，不但號召人們信仰獨一的真主，信仰後世複生等宗教原則，而且也重視人們的社會事務。先知本人在麥迪那成立了伊斯蘭政府，改善了當地人民的生活條件。麥迪那原名是“葉斯裡布”，自先知成立伊斯蘭政府後，才把葉斯裡布改為“麥地納圖·那比”，即“先知之城”。自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後，伊斯蘭教的統治者被稱作哈裡法，即“先知代理人”，或穆民的長官。這一切均說明伊斯蘭教的政治與宗教是分不開的。
第三、在伊斯蘭世界，伊斯蘭一出現就致力於建立文明和社會體制，數十年後，哲學才以“客人”的身份進入伊斯蘭文明世界，而且其基礎是建立在伊斯蘭的基礎之上的。在這一方面基督教恰恰相反。
伊斯蘭的政治不需要哲學，因為在伊斯蘭文明中基於天啟基礎之上的教法已規定了人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很自然，哲學便成了次要的，沒有實踐的基礎，即使有也是非常少的。換言之，在伊斯蘭文明中，哲學有時站在宗教的一邊，有時與宗教對立，但無論如何它沒有成為民族的思想基礎。在東正教教會中，哲學與宗教或多或少交織在一起，有些哲學原理成了教會的原理，在這種情況下，在基督教中，宗教對管理人類的世俗生活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但基督教學者對此做出了辯解，使之符合生活現實問題。
在基督教世界，實踐領域追隨希臘的哲學與道德和古羅馬法律，而信仰則與實賤分離。在基督教中最主要的是上帝、耶穌的神性、原罪、死後複生、取得上帝的喜悅等等。在基督教觀點中，一個自由、有意志的人可以信仰上帝，行善和做好事，也可以違背上帝、犯罪作惡。後世的成功有賴於他的信仰和它的精神與上帝的聯繫。這一切均產生於人對主的“愛”。世俗政治與信仰沒有任何聯繫。這一觀點的結果，即使在基督教中有哲學，但其哲學家受到了教會的限制，這樣哲學實際上就是教義學。然而伊斯蘭的哲學家，則沒有受到這些限制。
在伊斯蘭教中，理論與實踐全部基於宗教觀的基礎之上，伊斯蘭對實踐給予的關注優於基督教對此的關注。伊斯蘭教堅信理智一定能夠達到真理的基礎，因此對理智的自由沒有感到任何憂慮，並將整個人類作為宣揚的物件。雖然伊斯蘭教的信仰基礎是天啟，但與此同時也為理性在揭示真理方面開拓了廣闊的天地。在實踐方面伊斯蘭也不同於基督教，因為伊斯蘭教為人類的世俗生活也制定了相應的法律，並建立了政治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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