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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3日 星期日

宗教改革兩巨人--淺論馬丁路德與約翰加爾文



宗教改革兩巨人--淺論馬丁路德與約翰加爾文
http://www.rudaoism.com/zongjiao-lunmading.htm
   前言
有一位網友要收集加爾文的資料，我就把幾年前的拙作貼在這裡，以作參考。這其實是一篇選修課的學期論文，還是好幾年以前的。那時，我才剛信主，但對神學卻有著濃厚的興趣，因此有了這篇自不量力的應試之作，這實在可以在我文中的提到的一個比喻來形容：蒼蠅撼大象。這麼大的題目，手頭又沒有資料，只有書店裡買的幾本有限的書（參最後所附的參考書籍），而且時間匆忙，在學期開始時匆匆將上學期欠的債還清，行文實在粗糙浮泛。而最重要的一點，我對基督教信仰和聖經真理還沒有一個清晰而深入的認識和生命的體認，因此，往往不是紮根於信仰的言說，許多是推想，甚至是臆說，現在讀來實在有很多地方要重新修改。但實在又無力把握這個題目，也便無力修改。貼在這裡，僅作為一個參考罷。
緒論
四百多年前，當高舉藝術和人性的文藝復興運動席捲整個歐洲時，同時，有一場更為深刻和意義深遠的運動也在轟轟烈烈地進行著，這就是宗教改革運動。說是改革，其實就是一場革命，一場心靈深處的革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那段歷史也就是一段"心靈史"，一段曾經被天主教會禁錮並扭曲的心靈重新釋放並回歸真理的歷史。自此以後，上帝從壁壘森嚴的神龕又回到人們滄桑而乾渴的心靈，複又成為歐洲信心與進步的內在動力，從而將歐洲文明帶上了一條近代化之路。馬克思韋伯在其代表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就指出，近代資本主義的最初發展便得益於宗教改革中所形成的新教倫理。可以說，若是沒有宗教改革，歐洲的天空，或許還是陰暗，只有一群孤獨而好鬥的人文主義者，在半空中嘲諷和呐喊，而巋然不動的，依然是那千年壁壘。
而在這場運動中，最不可或缺的人物無疑是馬丁路德與約翰加爾文，正是他們，掀開並領導了這場運動。從某種意義而言，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一五三五年加爾文的《基督教原理》，一五五五年日內瓦神權共和國的最終確立，這三個里程碑便標誌著宗教改革從開始到理論確立，再到實踐的整個過程。而其間，兩人卻從未謀面，各鼎其力地完成著上帝所召喚他們的使命，將歐洲帶出千年的"巴比倫之囚"。歷史上，對兩人的評論是褒貶不一，各說紛紜，但無論如何，他們是無愧於"宗教改革兩巨人"這一稱號的。本文就兩人的個性、思想、實踐和影響作一簡要的比較和評述。
一、個性的比較
人們或許要奇怪，同一場運動的兩個領袖其性格和氣質會有如此的不同。馬丁路德在其同時代的漫畫中被描繪成一個充滿著激情和勇氣的"德意志大力士"。而曾經高高在上的教皇就被掛在他鼻子底下。而加爾文在其論敵卡斯翠奧的私人筆記中被比喻成一頭大象，而他自己則喻為一隻蒼蠅，"蒼蠅撼大象"，就是對於他們之間那場論爭的自我評注。大象！對於加爾文，是一個貼切的比喻，他就象一頭披著黑色教袍的大象，帶著嚴謹而肅然的表情，堅定而沉穩地向著一個目標邁進。大力士和大象從這一點來說是不無正確的，也是挺有意思的，這會讓人聯想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兩個名字：丹東和羅伯斯比爾，當然，他們除了個性之外與路德和加爾文是無法比擬的。

　　馬丁路德，一個礦工的兒子，幼年時嚴厲、艱苦的環境使他形成了一種倔強、暴烈、直率、樸實的性格，同時修道士生活又加劇了心靈深處的敏感和不安的因素，在他的生命中，從第一次主持彌撒時的震撼到離世，一直貫穿著一種長期的心靈掙扎，甚至有時會陷入一種他稱之為"可怕的沮喪"中去。這就是他性格複雜的一面，這從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他思想的變化，這在後面我們將會看到。

　　約翰加爾文，則出身于一個安定富裕的法國上層家庭，從小就受到良好而嚴格的教育，年紀輕輕就具有極其出眾的哲學天賦和一個學者所應具有的所有才質，在他二十五歲那年，他便完成了奠定其地位的新教經典《基督教原理》，令人嘆服。假如說，路德是一個充滿激情的詩人，如英國之詩人彭斯，那麼加爾文則是一個理性嚴謹的哲學家，如德國之哲人康得，確系如此。倘若那一年法雷爾沒有邀請他去日內瓦做精神領袖，或者甚至他的拒絕再堅決一點，那麼，也許，歷史上的加爾文只是一個出色的學者，而不是一個宗教改革家了，因為。他畢竟本質上就是一個學者，一個嚴謹得有點苛刻的學者。同時，加爾文的性格同他的目光一樣堅定，對於思想的執守亦是如此，一本《基督教原理》只是不斷地擴充，而沒有改動一個重要的字，這樣一種謹守，也是有別于路德的，另外，加爾文沒有路德的激情，也沒有他心中的"掙扎"，因為，他有著澄明的"預定論"作為理論的基石，並且因著有著一種稱義的確信。路德與加爾文，他們的意志和性格，也直接影響了他們的文風，你看，前者留下的是大量匕首和投槍般的戰鬥檄文，後者則留下了一本本煌煌巨著。同樣，他們的思想上也有著性格的烙印，下面會談及。
二、思想之比較
路德與加爾文，同樣作為新教陣營的領袖和思想家，自然在許多信仰和神學問題上有著一致的認同，如"因信稱義"，"信徒人人皆祭司"，"聖經是唯一權威"等。實則上，在這些問題上，晚二十六年出生的加爾文正是在路德的這些思想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其最早的神學著作《基督教原理》亦可以被看作路德思想的總結和深入。當然，兩人的思想，無論從側重點還是從問題的認知上都有著一些差異，下面就幾個問題進行討論。

　　（一）、人和上帝
人和上帝的關係，這一問題是一切神學問題的基石，任何神學問題的探討都不能繞過這樣的關係而不作回答，同樣，路德與加爾文也是一樣，他們在這樣的問題上都有著與聖經保持一致的認識，上帝是全能、全知、至善、自有永有的主體性位格，而人只是一個因著罪而敗壞的被造性位格，雖然他只是比天使微小一點，但與上帝之間，還是象東與西那麼遠，這是罪和義之間的距離，只能用無限來衡量，是不能用有限去超越的，若是沒有耶穌在十字架上的一次獻上，人只能永遠無望地哀歎，出於塵土，又歸於塵土。但因著人子自身的獻上，至聖所的幔子由上至下裂為兩半，從而拆毀了人和上帝之間的那道牆，他們都相信以弗所書2章8-9節的那段經文：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非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自己，免得有人自誇。從這樣的經文中，他們看到天主教會的虛妄，人得救，不是靠善功，不是靠苦行，也不是靠聖禮，乃是出於信；同樣人罪的被赦，不是靠贖罪券，不是靠神父面前的告解，也不是靠教皇的"聖諭"，乃是靠神的愛。他們這樣的"看見"，便動搖了天主教會在心目中的崇高神聖地位，相反，那裡有著太多的不義和罪惡，於是我們就會聽到路德這樣憤怒的言語："天主教會是羅馬吸血蟲幫兇……"。他們這樣的攻擊，極大地動搖了天主教會的內在根基。但是，他們對於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側重點。

　　路德更為側重的是，作為內在個體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馬丁路德可以稱為近代個人主義的先驅，但他的個人主義，不同於文藝復興的個人主義，尋求個人才能的滿足，也不是晚期經院哲學中的個人主義，他們根據形而上學的理由稱真實只是由許多個別的人組成。路德的個人主義，是一種對個體存在的主體性認同和關切，路德強調說，每一個靈魂，在造他的主面前是赤露敞開的。沒有人能替代別人活，更沒有人能替代別人死，每一個人都必須單獨為自己瀕死的痛苦搏鬥。"那時我將不與你們在一起，你也必不與我在一起，一個人必須為自己答辯。"是啊！每一個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一個個孤零零的靈魂，帶著不潔和罪惡，去面對痛苦和死亡，你不得不要作出自己的回答，而不能默默無聲地躲到自以為安全的"類"中，逃避作答，或只是輕聲地作答：我們相信。不！路德說，不是我們，是我，只是我，我相信！"因信稱義"誠然是上帝給全人類的允諾，但接受或是回答的，只能是個人，活生生的個人。接受或者拒絕，別無他路。只有個人完全的信靠，正如"亞伯拉罕信上帝，這就算為他的義"一樣，也成義，成為得救的子民。

　　路德對內在個體的強調，還表現在對"罪"的特別重視和認識。在神學上，路德深受使徒保羅和早期教父奥古斯丁的影響，特別看重"罪和義"的問題。同時，在其個人的生命和宗教體驗中，這一問題往往一次又一次地成為生命中的衝擊，從雷霆中的呼召到第一次主持彌撒時的戰慄，他看到了自身的罪和不配。青年路德並不是一個大"罪"人，恰恰相反，他說："我是好修士，我嚴謹地恪守修道會的一切規則；嚴謹到一個地步，如果曾有修士因為修行的緣故而得以進入天堂，我敢說就是我了。"這樣的罪並不是個別的罪行，而是更深的罪性。這是對其被造身份的領悟，"我只是塵土，充滿罪惡"，一個不完全的人，如何才能經歷上帝的臨在呢？這樣一種對罪深入的看見，是一種"內在"的領悟，這使他相信，告解對於人的罪是無用的，因為它只能適用具體的罪，而如毒鉤引人死亡的罪性，只有上帝才能赦免，這也是他的個人體驗。路德關於"罪和義"的認識，是基於內在的，個體的，這樣一種認識和體驗是路德神學的內核之一。

　　路德對內在個體的強調，還表現在對"愛"的關注。罪是關乎個人的，它是由個體承納並付出的，路德十分關注上帝舍己的愛，自甘卑微的愛，關注那新約中耶穌對憂傷個體的安慰，對病弱個體的憐憫，他很少講律法，律法是一群人或是集體的，而愛則是個人的。

　　而加爾文則著重于選民和棄民，這樣一種有著強烈集體認同感的人群。他經常將人分為選民和棄民兩種，從而忽略其個體性，這就是他與路德的不同，當然，他並不是反對路德的"個人主義"，相反，他也主張個人與上帝的交通，更主張個人奮鬥，但他更關注另一點，即對於個體是否為選民中的一員的關注，即一種對"類"的認同，這樣的傾向對其整個思想乃至實踐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這具體來源並表現在其最著名的"預定論"中。

　　加爾文的"預定論"是其神學理論的基石，但也是最容易產生誤解的部分。其理論來源是以弗所書1:4：就如神從創立天地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還有羅馬書8:29-30：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弟兄中作長子。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這兩段經文，是預定論的最直接來源，但實則上，其中還潛含著更為基礎的兩點：一是神的全能、全知和完全自由。而是人的墮落和無法自救，這兩點的最為合乎邏輯的推論，便是預定論。人雖然有上帝所賜的自由意志，但並非象上帝一樣完全而全面，上帝的預知與預定超越了這樣的有限自由，於是，你一旦承認上帝的永能和自身的卑微，便不能不承認預定論，這樣，上帝的恩寵是得救的唯一途徑，正如上面所提到過的那段經文：你們得救是本乎恩，因著信。加爾文強調的是本，而路德則強調的是因，他們都清除了一切外在的可能途徑，一個指向上帝，一個指向個體的人。於是，教皇也罷，神父也罷，聖禮也罷，都失去了最重要的意義，天主教會千年的根基動搖了。

　　另一方面，預定論對於個人而言，也造成了極其重要的影響。一個人不能成為選民，只能確信為選民。這樣的確信，來自路德所看重的宗教經驗，也來自于加爾文所言的外在確據：即受召時的順服，受召後榮耀上帝的信心與行為。若是說，路德著重於罪與重生，而加爾文重視重生後的行為。這樣的行為不是表面化的，而是實實在在的。一個選民的人，是有著這樣的外在標誌的，他們生活清貧，遵守律法，工作努力，這樣，不但得到了自身的確信還得到了群體的認同，一個預定論中的個人是孤獨的，沒有人，沒有儀式來告訴你是選民，只有你一個人走下去，去面對早已決定的命運，那一刻他是無助的。但加爾文所看到的，並不是他們的孤獨，而是看到了另一種"類"的認同，即他們有沒有一種外在的確據，有沒有遵守作為選民的律，在這一點上，他是不考慮每個人的個性的。

　　路德的"個體性"和加爾文的"集體認同"，並沒有矛盾，只是側重點不同罷了，但他們卻同樣地向天主教會提出了挑戰。路德的個體性，是針對著天主教會的"大公性"、"程式性"，上帝在天主教會是威嚴和可怖的，但實則上卻是無力的，因為他的能力已被潛在地消解，消解在教皇教諭中的"毫無謬誤"中，消解在宗教儀式的繁複神秘中。人與神之間，因著這樣的介入，距離更是變得遙遠而不可及，人甚至不能直接向上帝懺悔，這是一種多麼可悲的無奈。而路德的個體性是一柄利劍，掃蕩了中間的阻隔，使信仰重新成為信仰，而約翰加爾文的預定論，一方面從理論上排除了天主教會在救恩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以其整體道德實踐向天主教會的繁瑣和腐敗作著無聲的嘲笑。

　　(二)、教會觀
宗教改革前期的教會，經歷了千年的"Darken Age"，正是最為腐敗的時候，一方面宗教儀式紛繁複雜，另一方面教士們荒淫奢侈。甚至還發售所謂的贖罪券。一五一七年，為了建造聖彼得大教堂而發行贖罪券時，台徹爾(Tetzel)甚至作著這樣的宣傳："銀錢叮噹入銀庫，靈魂立即出煉獄"。可以說，那時的教會雖然還是聲稱掌管著天國的救恩，但實則上已是如羊走迷。

　　正是那時侯，馬丁路德和加爾文這兩位改教先驅一方面對這樣的教會發動了猛烈攻擊，另一方面在攻擊中奠定了各自的教會觀。

　　馬丁路德對於天主教會的攻擊是最為著名，在這樣的攻擊中，他的語言天才得到了最為淋漓盡致的發揮，樸實而又有一種排山倒海的氣勢。但他的攻擊是不斷升級變化著的，在早年的《九十五條論綱》中，路德並無意向教會乃至教皇挑戰，甚至還對當時的教皇利奧十世表示了特別的尊敬，他只是想批判贖罪券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因為它會引人自滿並且危害救恩。對於教會的指責只是針對它並不能赦免罪咎，只能除去他自己在世上所加於人的刑罰。之後，羅馬方面的過激反應使馬丁路德向羅馬教會的神聖性和權威發動挑戰，他指出：從前的羅馬教會，在格裡高利一世以前的年代，並不高於其他教會，至少也不高於希臘教會。他認為並非所有的羊都由彼得餵養，並進一步否認了教皇的"無謬論"，他說："因著教皇的諭令，福音便消失了。"在隨後與厄克的辯論中，他更指出：一個有聖經裝備的普遍平信徒，要被視為高於一個沒有聖經裝備的教皇或議會，為了聖經，應當拒絕教會和議會。而在《主啊，求你起來》教諭之後，路德的憤怒和攻擊達到了頂峰，他將教皇斥為敵基督者，並說不單是一個，所有教皇都是敵基督的。我們可以看出，這樣逐漸升級的攻擊一方面是因為路德愈加深入和清楚的認識，另一方面更是因為路德所受的逼迫，他的情感使他作出愈加強硬的回答。可以想見，沒有羅馬愈來愈甚的傳訊與責問，路德並無意作出這樣辱駡似的答覆。馬丁路德在攻擊的同時也在建立自己的教會理論，但與加爾文相比，顯得較為零亂而不成系統。

　　首先，他將教會分為有形教會和無形教會，在這一點上，與加爾文是一致的，他們一致認為，真正的教會是無形的，是由上帝真正的選民組成的。另一種教會是外在的有形教會，包括一切"自認為敬拜一位上帝的人"，有形教會中有選民，也有並非真正的選民。這樣的認識是來源於聖經，聖經中說只要兩三個人奉他的名聚會，聖靈就在他們中間。也來源於胡斯，他曾經說過，那唯一神聖的普世教會便是那一群預定得救的人，這樣一群信徒人人都是祭司，並不需要有形教會的祭司作為仲介。這關於有形教會和無形教會的劃分，極大地削弱了當時天主教會的權威。

　　其次，馬丁路德對教會只是提出幾個建議，這是針對他所提出的羅馬三道牆而言的，他在《上德意志公侯書》中這樣寫道，羅馬的三道牆必須象耶利哥的城牆一樣倒塌，第一道牆是屬靈權力高於現世權力，第二道牆是惟獨教皇可以解釋聖經，第三道牆是惟獨教皇可以召開議會。而他的建議也包括四個方面：第一，宗教事物與世俗事物分開，可以建立自主的地區教會，反對徵稅。第二，修道院應減少，教牧人員可以結婚。第三，重要事宜由不受教皇限制的議會決定。第四，減少朝聖、節期。這樣的建議雖然不是很完備，但對於教會的改革還是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

　　我們再來加爾文的教會觀。正如前面所說的，對於有形教會和無形教會的劃分看法是一致的，但對於其他方面的論述有所不同，也更為系統，由於他極端強調選民棄民的分野和外在標誌，因此，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實踐上都有著一種盡可能將有形、無形教會合一的意圖。其日內瓦神權共和國即是有益的嘗試和實踐，這在下面將要詳述。另外，他認為選民必須要加入有形教會，因為"教會外無救恩"，這與瑞士的茨溫利的看法有所不同。還有一點也是特別重要的，他主張教會內部的民主和法制，這是由人人都是祭司的新教原則而來的。

　　（三）、聖禮觀
聖禮作為天主教教義中最為重要、最神秘的部分，到了中世紀晚期更是發展到了及至，其重要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淩駕於聖經之上了，對於這樣的本末倒置，路德與加爾文都作了強烈的抨擊，特別是路德，終其一生，都可以聽到他對天主教聖禮的怒吼。

　　路德的改革，實則上更多地體現在聖禮的改革上，他認為，一種聖禮被確立的原則是，一種聖禮必須直接由基督設立，並且必須是明明白白地為基督徒舉行的。根據這一原則，聖禮的數目就由天主教會的七種減為三種，堅振禮、證婚禮、授聖職禮、補贖禮和臨終膏油禮都被取消了，只剩下聖餐禮和洗禮。取消堅振禮和臨終膏油聖禮，從而減少了教會對年輕人和死亡的控制。取消補贖禮，則否認了教會有赦罪的權柄，只有上帝才有這樣的權柄。取消授聖職禮，則是推翻了教權、教階制度，為"人人皆祭司"提供了穩固基礎，他將此禮演化為只是作為一個執行一種特別職務的職事的設立儀式，祭司所作的，每一個平信徒也可以作，這事實上促進了信徒之間的平等。路德在餘剩的兩種聖禮：彌撒和洗禮中也作了很大的革新，他將彌撒簡化為主的晚餐，成為聖餐禮，彌撒在傳統天主教會中是被視為中心的，被認為是道成肉身和釘十字架的重演，餅和酒經由祭司，變質為主的身體和血。而路德反對這樣的變質說，甚至反對將之看為又一次獻祭，因為基督已經為全人類一次獻上了，不再需要重新的被獻，在他看來，並不是上帝的一塊餅象一塊隕石一樣從天上掉了下來，因為神是無所不在的，在他的受造物中到處有著他作為支持和賦予生命的力量，嫉妒的臨在也非肉眼可見的，只有靠被受信徒的信心和領受，並在聖餐中思念主的愛和獻上，成為個體與上帝之間的直接相遇，來堅固信心。這樣就否認了祭司的作用，並認為祭司並，沒有資格作他聲稱所作的事。這動搖了天主教會聖禮的中心和權威。對於另一個聖禮洗禮，他的看法並沒有前面的個人主義傾向，如聖餐中所依賴的是接受個體的信心，他認為洗禮是把教會和社會相連結的聖禮，是與社會相關的，而非純粹個人的，因此他並不同意再洗禮派的觀點，而與天主教會站在一起。這樣的一種前後不一致，被認為是他的偉大和悲劇，說他既不能放棄祝謝餐杯的個人主義，而又不能放棄洗禮盆的集體主義，這是不無道理的，這樣一種矛盾也許是性格中某一方面特質的烙印。加爾文同樣也只承認聖餐和洗禮為聖禮，完全否定了聖禮與得救之間的必然聯繫，加爾文認為上帝直接通過聖靈和聖經來與選民交通，來加深得救的信心。聖禮不過是為榮耀上帝而制定的禮儀，所以必須服從，對於聖餐，加爾文不同意路德的觀點，也不同意茨溫利的觀點，他並不認為聖餐是領受基督實在肉體，而是憑著信仰去領受那實在的屬靈的基督，來獲得上帝恩寵的證據。這樣的觀點，也是與其預定論的神學體系一致的。

　　（四）、聖經觀
對於聖經，他們都認為是上帝啟示真理的源泉，並主張個人可以解釋聖經，而不必通過教皇。路德對於聖經是與聖靈並重，並著重上帝透過聖經給個人的指引。他反對茨溫利只要聖靈不要聖經的觀點，他也從未試圖單單依靠聖經來創立一種教理體系或神學理論。他對於聖經中愛超過對律法的看重。而加爾文則不但將聖經視為個人的指引，更視為整個教會和社會的"永恆真理準則"，是教義和生活的標準，是一切完美信仰和對上帝正確認識的源泉，是教會組織和紀律的依據。這樣的聖經觀也可以看出他對社會的側重。加爾文還特別強調聖經中的律法，這雖然不是得救的途徑，卻是上帝的啟示，是社會秩序和法律的基礎，加爾文正是靠著聖經，不但建立了一套宏偉的神學體系，還建立了一個他認為是最合乎聖經的社會。

　　（五）、社會觀
一種信仰或是宗教思想，除去基本的信仰陳述外，最初所內建的必然是倫理體系，一個社會、一種經濟制度、政治制度都需要一種倫理體系來支撐，同樣一種倫理體系也自然地對社會作著回答，並可能延伸出一個社會、政治、經濟的理想體系來。同樣，路德和加爾文，他們推進宗教改革時，也不得不要面對社會，並作出相應的回答。路德作為一個重視內在宗教經驗的人，對於這樣的回答，往往顯得被動而不情願，顯得具體而零碎，而加爾文作為一個天生的組織家，往往是一個主動的構建者，一切系統而又有條不紊。

　　在個人和社會問題上，路德和加爾文反對修道主義，主張入世，但入世的側重點又有所不同。路德提出了"天召的引導"的觀念，認為一切有價值的行業都是天召，而不論它是教會工作、政治工作、甚至是家庭勞作，這樣的工作都是合神心意的，上帝並沒有我們不去作工，因為上帝從起初到如今都在作工，何況人呢？這樣的觀點，對世俗活動作了道德辯護，而反對帕斯卡的觀點，帕斯卡認為，全部世俗活動只能被理解為無價值的或是狡詐的表現形式。路德的觀點雖然與資本主義精神相去甚遠，但還是有著相當大的積極意義。加爾文對於入世的側重點在於榮耀上帝，而不只是作工。因此這樣的入世不是拋棄信仰，恰恰相反，而是要在生活中效法基督，因此，他不是不要善行，只是不認為這是手段，而是聖靈所結的果子，於是，信徒所作的，不是一個善行，而是一輩子的善行，並且要結成完整的體系，形成一種理性化的生活，來榮耀上帝，來作為選民外在的標誌。正由於這樣的認識，才有了早期清教徒的忍耐、克己、勤勞、無止境的追求的艱苦創業精神，這正是早期資本主義精神萌芽的一方動因。因此更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經濟問題上，路德和加爾文有著截然不同的認識，路德在這方面是個保守主義者，他傾向于一種田園牧歌的自然經濟，他最推崇的是農業，其次是手工業，最後才是商業，他反對新興資本主義的任何經濟形式，反對高利貸和任何形式的利息，他雖然反對貧勞，但也反對財富。可以說，他是一名反對資本主義的鬥士。而加爾文則剛剛相反，他並不把財富看成罪惡，認為舊約中亞伯拉罕的財富並沒有妨礙他成義，相反，他還認為，合理合法地賺取更多的財富，也是上帝恩寵的外在證據，這樣一種對財富觀念的革命，直接影響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最初發展，因此馬克思韋伯認為加爾文宗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最初動力。

　　在政治問題上，兩人也有著不同的看法，路德並不關心政治，更無意於政治理想的構建，但是他的文章中還是有著一些關於政治的論述，他和加爾文一樣，從理論上都贊同政教分離，路德認為信仰和政治是兩個不同的領域，世俗領域需要的是世俗的權柄，而信仰領域則是上帝的天國，容不得世俗權力的介入和干涉。而加爾文雖然也認為信仰和政治領域不可干涉，並因此建立了相互獨立的權力體系和法律體系，但他又認為上帝既是教會中的上帝，也是社會中的上帝，因此，上帝的法則是兩者共同的法則，雖然所處的事務不同，具體的法律不同，但最高法則都是相同的，都是上帝的律法。這一點常被認為是實則上的政教合一。我反對這一看法，認為加爾文的政教分離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大部分的實踐中都是成立的，只不過只是職權的分離罷了。並且其理性化、法制化的現實操作給以後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相反，雖然常把路德看為徹底得多的政教分離者，但實際上，他的思想在實踐思考中是模糊不清的，他提倡國家權力和教會應互相支持，互相糾正，因為"執政當局，像我們一樣，受洗於同一洗禮。"但事實上，這樣的幫助和糾正的責權界限是不甚清晰的，再加上他對世俗權力的超乎尋常的尊重和順從的看法，使人懷疑他對世俗權力分離是否會走向它的反面，世俗權力淩駕於宗教權力之上。而同時，加爾文對於不義的世俗權力，主張以上帝的義去直接對抗，去實現上帝的旨意，這樣的觀點，直接促進了許多國家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三、實踐和影響
馬丁路德和加爾文，在那個時代，不但是思想的旗手，也是實踐的旗手，在他們直接領導或間接影響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實踐，從而確立了新教。

　　但是，正如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人文主義立場上評論這段歷史時所說的那樣，宗教改革運動需要一個天才去發動，需要有另一個天才去結束；路德，這個煽動家，推動了宗教改革的滾石；加爾文，這個組織家，則在滾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馬丁路德就其實踐來說，更多的是一個摧毀者，而加爾文則更多的是一個建造者。

　　馬丁路德，這個被教皇斥為"闖入葡萄園的野豬"的大力士，在教皇的領地上，橫衝直撞，震撼了傳統天主教會的千年根基，並引起了歐洲的連鎖反應，從而掀起了政教宗教改革運動，同時，路德在德國也領導了一些宗教上的改革，如禮拜儀式的改革，對之進行簡化，並用本國語言進行彌撒，將佈道引入聖餐禮中，將更多的音樂賦入禮拜之中。同時，在他的一生中引起很大爭議的是，反對農民起義，主張非暴力，認為這是敵基督的。這就是路德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十分之多，但都是開創性的，為以後的改革奠定了基礎，而路德本人，在德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有著其特有的巨大影響，以至於被認為這四百年來，找不到一個德國人能與之相提並論，這確實不為過。

　　加爾文，則正如上文所說的，是一個構建者，日內瓦經他數十年日以繼夜地思考和建設，成為了新教的耶路撒冷，他在教會和社會作了許多卓有成效的改革，他特別重視法律和紀律作為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準繩，並在聖經的最高原則指導下，國家和教會劃分出各自的獨立範圍，各以法治。這也是分權的最早實踐之一。而教會的改革則更為成功，他主張教會以基督為唯一的元首並且有自治的權利，他還制訂條例規定了牧師、教師、長老、職事四種職分，長老職分是加爾文推進改革的核心問題，正因為信徒是平等的，只有信徒推選出來的長老組成長老議會來管理教會才是合理的，加爾文還制定了嚴格的法規定則，但教會的懲處以開除教籍為限更重的懲處則由政府處理，每個信徒都必須遵守嚴格的律例，這樣的制度，蘊涵著現代民主和法制的一些觀念和實踐，具有極其先進的時代意義。但同時，不能不指出的是，加爾文的實踐中，在處死塞維斯特中不能不認為是一個污點。

　　當然，他們的影響還遠不止這些方面，路德的內在個體性的追求，及其情感的自由勃發和聖經的翻譯，都對文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同樣對音樂亦是這樣，而加爾文則直接影響了法律和哲學領域，所以，有人說，路德宗促進了文學和藝術的繁榮發展，而加爾文宗則促進了近代法制的興起。

四、小結
馬丁路德和約翰加爾文最為宗教改革時期最偉大的旗手和代表，不但直接推動了新教改革，還在幾乎社會的所有領域產生著他們的影響，而他們兩人又各具風采和特點，前者側重於感性，後者側重於理性；前者側重於內在體驗，後者側重於外在表徵；前者側重於個人主義，後者側重於集體規範，這樣個性和思想特色的強烈對比，無疑為那個時代平添了幾分色彩。但不管他們有著多大的不同，都無愧於宗教改革兩巨人的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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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對馬丁路德的看法





        天主教網在此無意評斷誰是誰非，只是試從正面去瞭解宗教改革的發起史。 

        宗教改革的原因和背景 

        1、十五世紀改革的聲音高漲不少，有些聖職人員生活糜爛，缺乏牧靈熱火，只追求物欲的享樂。神學上是唯名論的天下，信仰在邏輯分析下變得支離破碎。神學已失去他的創造力，因為他已偏離了最中心的問題——舉凡救贖、信仰與成義，教會的救恩聖事性等都很少提及。聖事變得較物質化，彌撒是人的“善工”，大赦理論千奇百怪，由教宗分施教會“財富”，過分強調人力在救贖上的角色。 
     
        2、思想方面，是人文主義與文藝復興的餘波蕩漾，其中人文主義在於復古，文藝復興也製造了不少基督徒藝術，但也培養了一些極端懷疑的人。 
     
        3、十四、五世紀天主教會較衰落的主因之一還是它出了多位既世俗化，又毫無改革熱誠的教宗；上樑不正下樑歪。許多主教出自豪門，毫無司鐸聖召。下級聖職大多沒有受過教育，也未受過考核，他們都有免稅權，儼如地方首領。多少改革都是針對如此腐敗的聖職界而發的。然而，宗教的渴求，牧靈的關注在這樣的一個變動的時代裡卻時刻衝擊著人心，這點光從大筆大筆修建聖堂的熱心花費就可看出來。  
     
        4、此外，社會的及政府的因素也增加了對羅馬聖座的反對。改革前，受教宗所支持的國家教會，往往為了政治的目的，與地方統治者合作，結果是造成了地方力量的幹預，也加速了改革時期教會財產的沒收。社會的緊張也同樣造就了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的開始：馬丁路德 
     
        1、馬丁路德生於1483年11月10日。父親是一位煤礦工人，童年並不快樂。這深深影響他對天主的看法；一位嚴峻而易怒的法官。1505年，在一個狂風夜裡，他決意進入修道院。在修道院裡，他十分喜愛閱讀聖經，他曾說過《迦拉達書》是他的“新娘”。其實，路德對聖經的態度是選擇性的，對一部分他有著全新的洞見，但對於另一些卻視而不見。他自己對基督的經驗就是解釋聖經的主要標準。 
     
        2、馬丁路德對良心、私欲偏情及本罪一方面非常敏感，另一方面無法把三個事實分得夠清楚；結果，他覺得常生活在罪惡中，即生活在對天主的憤怒的害怕與恐懼之中；這種焦慮把他投進失望的深淵；然後是他在閱讀羅一17時的“塔樓經驗”（約在1518-1528）。為他而言這段聖經訴說的不是天主的憤怒，而是他救贖的正義。這為他而言，無疑是一項新的真理，但是，這一發現卻不一定會危害教會的統一。 
     
        3、馬丁路德的名言是“唯靠恩寵”，其實不是路德首創。伯爾納、多瑪斯都曾用過。當路德認為教宗公開宣佈罪的寬赦，此方法不是神律的而是人律的。可見路德直接所攻擊的其實不是教會的訓導權本身，而是當時廣為流傳的習慣以及長久以來教會的普遍做法。 
    
         4、宗教改革的直接導因，正與大赦有關。教會無疑有一套完整的大赦理論，而購買贖罪券的事也行之多年，它是一種最常用的籌款辦法，也是十字軍東征、修築聖堂的經濟來源。然而，它也很容易造成氾濫，並導致一種錯誤的救援觀念。當時教宗頒佈金禧年大赦，然而梅因茲的總主教阿爾伯特也急於要償還他賄買主教所積欠的債務，乃准予在他所管轄的教區內出售贖罪券，並且聲稱贖罪券不僅能免罰，甚至免罪，不僅免所犯的罪，更免將來的罪，又開放為死人購買贖罪券的先例。馬丁路德的不滿可想而知。 
     
        5、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題歸納起來不外三點：第一點斥責教宗在經濟方面濫用權力；第二點駁斥教宗有權管理煉獄之說；第三點否認有所謂善功寶庫的存在。這些論題本身不一定抵觸教會的訓令，雖然它的確有忽視教會訓導權的危險。它們就像雷電交加一般劃過肅靜的長空，快速傳播開來。兩個月後，梅因茲的總主教阿爾伯特向羅馬控告馬丁路德散播新教義。海德堡辯論的結果，路德反而贏取了不少信眾。事情鬧開，總樞機卡耶大努邀請路德公開討論，也未能收和解的效果；卡耶大努認為路德的理論無異于建立另一個教會。如今看來，卡耶大努可能把路德“誇大”了。 
     
        6、當時神聖羅馬帝國選舉在即；歐洲各國君王包括英王亨利八世，法王弗蘭西斯，西班牙王查裡五世都有資格候選。但是，這三人中任何一人勢力增強都會破壞均衡。所以教宗屬意勢力較小的君主，偏最適當的人選隆克森選帝侯腓特烈最支持路德。因此教宗遲遲未發落路德。直到1520年查理當選皇帝，路德的支持者為羅馬而言不存有任何政治的利益之是，教宗才下達異端的裁定。路德盛怒之下燒毀了教宗的訓論，開除教籍的處分乃於1521年1月3日生效。 
     
        7、教宗雖已下達異端裁定，腓特烈卻堅持路德有申辯的機會，查理也認為自己必須介入這件事件，乃於1521年召開伏姆斯會議。在君王面前，路德仍然拒絕撤回他的理論。皇帝於是下令拘押路德，腓特烈卻把路德藏匿在瓦特貝革；著名的德文新約聖經就是在這時翻譯完成的。  宗教改革的進展 
    
        路德雖已被黜，宗教改革卻不退反進。究其原因有下列幾點： 
     
        1、首先是改革的作品的面世：1520-1521年間，路德先後完成了改革運動的幾份重要宣言，如《致日爾曼基督徒貴族書》(1520年8月)號召日爾曼統治階級完成教宗所拒絕進行的教會改革，因為所有基督徒都享有完全的祭司職。《教會之巴比倫囚虜》(1520年10月)表達對聖事的革命性看法，只承認聖洗、聖體、和悔罪三聖事，特別排斥聖職。《基督徒的自由》(1520年11月)討論因信稱義。路德雖不是個有系統的神學家，他的朋友梅朗東卻在1521年完成了路德思想的第一本系統著述。這些作品都是宣揚新思想，新教義的有力工具。當時，威登堡已經儼如改革人士的訓練場；多少有心人士正比這兒接觸到教會改革的新思想，再把這些思想帶到歐洲大陸各個地區去。 
     
        2、其次，政治的局勢也助長了新思想的流傳：對外方面，由於與土爾其之戰，剛就任的德國君王必須在這段宗教改革的發動時期離開國境達九年之久，他還必須謀求那些和路德友好的貴族諸侯的支持以對抗外敵。國境內，由於君王無力維持境內的統一，勢力較大的王侯都蠢蠢欲動，為他們而言，宗教改革正是一個好機會；他們不僅可以藉此削弱君王的控制，還可以霸佔教會強大的財富。在君王離開的九年之內，支持改革的王侯一個個地聯盟起來，勢力更大。 
     
        3、最後是社會經濟方面：1524-1525年的農民革命就是一例；農民不滿教會地方權威的力量；他們都期待路德可以滿足他們的渴望。雖然農民革命最後以極其殘酷的鎮壓收場，路德思想卻在它的聲勢下快速而穩定地前進。到1529年，宗教改革已經深入德國中南部諸城市了。1529年4月19日，七個王侯、十四個城市聯合反對斯派亞第二次會議的決定（停止新思想、彌撒照常），自此之後，這些反對人士便正式擁有“反對派”的稱號。 

        宗教和談的失敗 
     
        1、1530年，查理皇帝召開奧斯堡會議，力圖解決帝國內的宗教紛爭，會中公佈了梅朗東起草的信條“奧斯堡信條”，該信條是路德思想的綱領。另有《四城信條》，由南部四城市呈給查理，是傾向於次理格利思想的信條。君王另提出由天主教保守派艾克所草議的《辯駁》以為回應，和談決裂。1531年反對派貴族王侯組織成力量強大的施馬加登聯盟，由七個王侯，十一個城市組成。其時，君王為土爾其戰亂所苦，只能容忍其存在，還必須向反對派購買兵力。在聯盟的保護下，反對派勢力更加如虎添翼，勇不可擔擋。 
    
         2、嗣後的數次和談依然無功而返，結果反而加深了彼此的誤會，及教義上的分歧。查理認為：最後的政策只有依靠武力了。1547年，查理打了勝仗，施馬加登聯盟被逼解體，查理終於短暫地控制整個德國。然而在解決宗教問題上，1548年的《奧斯堡暫時和約》卻乏善可陳。這個和約，信條是天主教式的，卻混合了反對派的做法，如已婚司鐸、主餐禮中領受餅酒等等，結果是兩面都不討好，雙方都不肯接受。  國家內亂，好幾位王侯為了王位的繼承問題與法國合謀攻打查理；1552年，查理終於讓步，1555年公佈《奧斯堡和約》；路德思想終於獲得法律的地位。屬於《奧斯堡信條》的主教和貴族有權選舉自己的宗教。  

        宗教改革中的改革教會一些較極端的派別： 
     
        1、從一開始，宗教改革就不是一個整體。宗教改革中的反對人士：布夏（1491-1551）、加爾文及次溫格利所提出的改革運動，一般稱作宗教改革中的“改革”派。瑞士、法國、德國西南部、以及北海岸的低地國家中的新教派，大部分屬於改革教會。1530年呈交奧斯堡會議的《四城信條》便是由布夏起草的，傾向次溫格利主義的信仰條文。在瑞士的次溫格利教會後來慢慢融合于加爾文主義，否認聖體中基督真正的臨在。在德國，1555年的《奧斯堡和約》只承認路德主義，加爾文主義要待1648年才得到法律的認可。如此，天主教、路德會、改革教會的鼎足三分終於結束了中世紀以來歐洲基督徒信仰的大一統局勢。 
     
        2、與路德主義比較，加爾文主義在鼓吹宗教改革上是比較激進的，但在那些極端派別比較之下，它又顯得溫和多了。極端派別一詞包含許多極為分散的不同團體，他們之間也有很不同的教義，然而卻一致深信“唯靠聖經”的理論，對於現存的秩序，不管是教會的還是政治的，也一致反抗到底。因此，它們通常都遭受各方面的（包括新教和舊教的）逼害。無可否認，社會和經濟的困難是這些“熱誠”教派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們的領袖包括虔誠的人文主義者、熱愛聖經的基督徒，以及宗教狂熱者。 
     
        3、歷史中，有三種主要的極端派別：1)精神主義者否認耶穌基督於聖體聖事中的真正臨在，嬰兒的施洗，以及所有外在的禮規儀式。2)重洗派也否認嬰兒洗禮卻堅持成人必須重洗。3)理性主義者否定基督的天主性。他們都不受正統派的歡迎。宗教改革，由於這許許多多派別，許許多多爭執，造成了教派與教派之間分離的痛苦。 

        宗教改革的本質 
     
        1、宗教改革，就其核心而言，是致力邁向簡單的結構、天主聖言的話語，及所有信徒的一般司祭職。它的核心就是信仰、相信“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雖然有“唯靠聖經”的原則，古代的《信經》和公議會並未遭到拋棄，反之，改革中人大都固守古代的信條和做法。然而這種追根朔源的行動無可避免的削弱了傳統和連貫。宗徒傳承削弱了，這不僅是如何詮釋聖職聖事的問題，它主要的關鍵在於教會的訓導權。從這方面看，宗教改革的最大困難就是它把信仰上必須的基本要素交托給一個不確定的、在改變中的教會管理機構和神學家，而缺少了確定的訓導權。再者，由於缺乏了最終的客觀的標準及權威，主觀的原則變成了最重要的標準，而這助長了分歧。 
     
        2、路德雖然是宗教改革最主要的代言人，要研究他的思想卻不容易。他的作品雖多，卻缺乏系統，主要原因是他經常受環境的影響，也常受他交談中夥伴的左右，很難得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綜觀他的講道詞，歷史似乎誇大了他的革命性，他與古代教會的連續性也常被忽略。今日路德研究的基本問題，在於年輕的路德與老年的路德中間，到底有否統一的、一貫的教義呢？嚴格來說，統一也許只能在最核心的地方才能找到：也就是有關稱義的問題，以及他對天主的看法，他的基督論、救援論、與人學。至於路德多時擺動的邊沿地區，不屬中心不變的範疇。所謂“因信稱義（‘唯靠信仰’）”，路德所指的是一個真真實實的新創造。為路德而言，基督徒既已稱義又是罪人；在這裡，他所關心的是基督徒的存有和倫理上與基督的契合。在罪與義的結合中，罪是在愛中缺乏了圓滿，當正義和新生卻在此靜靜地紮根，悄悄地茁壯成長。路德嚴肅的對待倫理的問題，雖然如此，他把倫理加插在神學中的做法卻不能說是十分成功。加爾文以“揀選”的概念代替“稱義”，也同樣帶有濃厚的倫理色彩。 
     
        3、“唯靠聖經”說出了宗教改革的特色。基督新教儘管派別繁多，教義不一，對聖經的遵從與熱愛卻是他們持守不變的真理。聖經是新教徒靈性生活的泉源，改革人士顯示了基督徒對天主聖言的饑渴，也因此為他們贏取了不少的信徒。路德發現了聖言的力量，但卻沒有以重振聖事和禮儀來平衡它。相反，他否認了大部分的聖事，如此乃不智的削弱了基督徒崇拜的偉大傳統。取消聖職聖事尤其與天主教傳統脫離，因為在天主教的古老傳統中，聖體聖事正是建立在宗徒傳承之上的。幸而路德保留了聖洗，而這亦即，差不多整個歐洲，儘管分裂了這許多世紀，仍然共同的與救贖主基督結合在一起。否定聖職的力量使新教的聖餐禮儀變成非聖事，雖然並不缺少宗教價值。它同時反應出新教徒不同的教會觀；基督新教強調所有基督徒的普遍司祭職，而教會的聖職人員只是所有信徒所擁有的職務的代表。而天主教方面，為抗拒新教給予聖經唯一的地位，乃強調禮儀的劃一；在教會論上則愈發強調教會在法律上、及聖統制上的地位。  

        宗教改革的結果  
    
         1、宗教方面，宗教改革的建立經常鼓舞著各種宗教運動和宗教思潮。繼新教正統派之後，有十七、八世紀的虔信派，十九世紀的自由派，二十世紀，一種新的宗教思潮出現在齊克果、巴特等人的作品中。信仰加深了，也豐富了；可惜也由於各種信條之間的衝突失色了不少。宗教改革最深遠的影響就是基督宗教的分裂。這在天主教方面無疑是力量的削弱、自由的限制；教會只能退避到防守的位置，只有很少的天主教徒在近世紀能夠成為出類拔萃的思想家。雖然如此，宗教改革對天主教會也有正面的影響特利騰大公會議的改革和神學解釋就是最好的說明。若沒有反對派的刺激、疑問、和榜樣，天主教可能不會發展出今天的神學。  
     
        2、文化方面，精神力量的釋放對文化必然有一定的影響，但這點不該過分誇張。事實上，宗教改革的容忍和自由也只是有限的，只能算是遙遠地為啟蒙運動的成就作好準備。路德在科學上的重要性是在語言方面；他為他的母語所作出的貢獻無人能出其左右，對聖經詮釋學的影響也是顯然的。宗教改革在某一程度上對學校和教育也有影響，在音樂上的成就尤其輝煌。  
     
        3、政治方面，只有在荷蘭及蘇格蘭等少數地區，宗教改革才有效地促成國家的建立。其餘地區，政治自由的爭取畢竟未與宗教自由攜手共行。在美國，加爾文主義者更把好企業家的形象與揀選的概念連成一氣，勤力勞作與專業召叫都獲得了宗教的意義。假若說，社會文明的確有宗教上的價值，那麼，宗教改革在這方面的貢獻也是不可抹殺的。 
     
        但宗教改革的最終目的，建立一個淨化的基督教會，至今卻尚未完成；那是一項永恆的工作，雖然並非由人的努力所達成，卻必須有人才能得到上主的恩賜。所有需要的，除了勇氣和毅力外，也許還有無私的愛、和服務他人的熱忱。  

        改革教會時，不要忘記天主聖神才是當家。為什麼我們不問問他呢？思已過，追憶舊過，莫走錯，更新自愛。祈禱吧， 天主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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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





十字軍
http://www.rudaoism.com/zongjiao-shizijun.htm
　    1095年11月，法國克萊蒙城郊外的空地上，集合起了大批教士、封建主、騎士和老百姓。在初冬的寒風中，萬頭贊動，人聲嘈雜。
    太陽升到了樹梢，只聽得一陣號角伴著鼓聲，一隊人舉著巨大的十字架從遠處走來，後面是一輛裝飾華美的大馬車。十字架被安放在用石頭和泥土築成的約3米高的檯子中央。教皇烏爾班二世從停在台旁的車中走出，登上了高臺。二百多名手執長矛的衛兵在檯子四周肅然環立。
    人群安靜下來，人們的視線集中到了教皇身上，等待著這場宗教大會的主角發話。 立在巨大十字架前的教皇，挺了挺身，舉起手中的《聖經》，用銅鐘般洪亮的聲音說：“上帝的孩子們，現在，在東方，一個叫做什麼‘伊斯蘭教’的異教教徒們，正在迫害我們的東正教兄弟。耶穌聖墓的聽在地，聖地耶路撒冷已被那些異教徒們佔領。這是何等的奇恥大辱啊！那些異教徒是一群惡棍、魔鬼。主已經在召喚我們，去投入戰鬥，到耶路撒冷去，去消滅那些惡魔，去解放‘聖地’！為解放‘聖地’而戰的人，將來他的靈魂都可以升入天國！”
    聽眾狂熱的宗教情緒被煽動起來，“拯救東方兄弟”、“消滅異教徒”、“解放聖地”的喊聲此起彼伏，回蕩在曠野。教皇繼續說道：“教民們，那東方的國家，遍地是牛乳、羊乳和蜂蜜，黃金寶石隨手可拾。誰到那裡不會成為富翁呢？去吧，把十字架染紅，作為你們的徽號，你們就是‘十字軍’，主會保佑你們無往而不勝的！”
    如癡如狂的騎士，封建領主和平民們，歡呼著，跳躍著，爭先恐後擁上前，向教皇的隨行人員領取一塊紅布做的十字，戴在自己的胸前或肩上。凡是戴上這塊十字紅布的，就算走上了“主的道路”，成為了十字軍的一員。
    教皇的號召不脛而走，很快傳遍了西歐各地。飽受災荒之苦的農民，渴望到富庶的東方發財的騎士以及一心想著擴充自己政治經濟勢力的大小封建領主們，紛紛組織成了十字軍。
    第二年春天，法國北部、中部和德國西部窮苦農民組成的十字軍，首先分別從本鄉出發，踏上了征途。他們衣衫襤褸，有的還拖家帶口，幻想著到富饒的聖地去安家樂業。然而，這批烏合之眾的“窮人十字軍”，歷盡艱辛到達小亞細亞草原時，他們遇到的是塞爾柱土耳其人裝備精良的鐵騎。一場惡戰之後，“窮人十字軍”大部分被殲滅，只有一些人僥倖逃回，他們帶回的不是金銀財寶，而是悲傷與慘痛的記憶。秋天時，由騎士組成的十字軍，開始從法國、義大利和德國西部出征。他們由封建領主率領，武器準備精良，組織也比較嚴密，總數約四萬人。經過小亞細亞半島，向耶路撒冷挺進。
    這時的小亞細亞和巴勒斯坦等地處在塞爾柱土耳其人的統治下，實際上已經分裂成一些各自獨立的小國。面對這支強悍的十字軍，這些小國難以組成統一的反抗力量。十字軍一路得以勝利進軍。終於在1099年7月，攻陷了耶路撒冷。瘋狂的十字軍士兵，開始了大規模的搶劫和屠殺。在著名的阿克薩清真寺，一萬多名無辜的平民男女老幼全部被殺死，鮮血流成了小河。
    十字軍在宮殿、寺院和民居四處搜掠著金銀財寶。他們居然訂下這樣一條規矩：誰先闖進某家宅院，誰就是這座宅院的主人。整座城市被洗劫一空，十字軍將士人人都發了大財，一夜之間變成了富翁。
    十字軍在他們佔領的地區建立起了幾十個十字軍國家，最大的是耶路撒冷王國，此外還有安條克公國、的黎波里伯國等。
    然而，這些國家並不穩固。到1187年時，東方人民在能征善戰的領袖薩拉丁領導下，最後消滅了十字軍主力，收復了耶路撒冷。德國皇帝、英國和法國的國王又組織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軍東侵，也都以失敗告終。
    13世紀初組織的第四次十字軍遠征，計畫是乘坐威尼斯船隻去進攻埃及。而在威尼斯商人的慫恿利誘下，十字軍的進攻矛頭指向了東羅馬帝國。這批歐洲騎士，毫不留情地進攻和搶劫了信奉同一個“十字”的國家，早已忘記了收復“聖地”的聖諭，暴露出了他們所謂的征討異教徒不過是侵略的藉口。拜占庭帝國近千年的文化藝術珍品遭到徹底的搶劫和破壞。
    十字軍遠征共進行了8次，歷時近200年。到1291年，十字軍佔領的最後一個陸上據點阿克城被穆斯林攻克，至此，十字軍東征告終。
    在十字軍東征中，歐洲的騎士、封建領主和教會大發橫財，卻沒有給勞動人民帶來任何好處。許多農民被編入十字軍後，一路上受凍、挨餓、生病、陣亡，還有不少人被抓去賣為奴隸，成千成萬的農民就這樣慘死他鄉。
    而最悲慘的還是“兒童十字軍”。那是在1212年，在教皇和封建主的哄騙、煽動下，3萬多名兒童參軍。他們大多是農家孩子，年齡不超過12歲。在法國馬賽集合後，被送上木船渡海“東征”，結果，有的船遇風暴，沉入大海；有的船到埃及，船上兒童全被船主賣為奴隸。在德國，也有2萬兒童受騙參軍。他們好容易翻越阿爾卑斯山，就餓死了一大半，剩下幾千人到了義大利，又被拐賣掉不少。“兒童十字軍”坑害了5、6萬天真無辜的孩子。
    從1096年到1291年間，這場斷續進行的近200年的十字軍東征，不僅給東地中海地區的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也使西歐人民作出了重大犧牲。

十字軍東征歷史
長達 200 年的十字軍東征（1096年 - 1291年）是一系列在教宗准許下進行的宗教性軍事侵略行動， 是西歐對地中海東岸國家發動的戰爭。 當時， 原屬於天主教的聖地落入伊斯蘭教手中， 羅馬天主教為了收復失地， 便進行多次東征行動。
當時的教宗烏爾巴諾二世在1095年11月發出呼籲， 請信徒以武力維護信仰， 從異教徒手中奪回「主的墳墓」， 並且說參加遠征的人可以赦免罪孽， 戰死疆場的人可以升入天堂。 教宗以反對異教及收復宗教聖地耶路撒冷為號召， 為十字軍東征的侵略戰爭打開了序幕。
每次十字軍開始時， 都有講道、宣誓及受予每個將士十字架的儀式， 任命成員為教會的將士。
歷史家慣常將十字軍東征劃分為八次:
第一次 : 公元1095-1101; 第二次 : 公元1145-47; 第三次 : 公元1188-92; 第四次 : 公元1204; 第五次 : 公元1217; 第六次 : 公元1228-39; 第七次 : 公元1249-52; 第八次 : 公元1270。
較大規模的有以下幾次 :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共有兩隊。 第一隊是由隱修士彼德所率領， 此支十字軍由二萬名貧農組成， 稱為「農民十字軍」。 出征不久， 巳有好幾千人病死於途中。 此支軍隊沒有紀律， 軍隊雖到達君士坦丁堡， 卻被土耳其人屠殺。
另一隊由歐洲貴族組織， 在1097年齊集君士坦丁堡， 苦戰數個月， 佔領了安條克等城市，但很快又被土耳其軍包圍。 經過了兩年的苦撐， 1099年佔領耶路撒冷。 十字軍隨即建立了四個十字軍國: 伊達沙國， 安提阿諸侯國， 的黎波里國， 耶路撒冷王國
第二次十字軍又從歐洲出發了， 但這次東征卻徹底失敗。 而回教徒則在偉大的領導者蘇丹薩拉丁的領導下獲得統一， 而且打敗了十字軍， 重新佔領耶路撒冷。 兩年後十字軍國只剩下三個。
第三次十字軍是由英格蘭，德國，法國，三國的軍隊所組成的聯軍。但當德國皇帝腓特烈一世死於西里西， 德軍撤回歐洲，只剩英法的聯軍經海路到達聖地。 他們在亞克登陸， 再次攻下耶路撒冷。 但不久之後，雙方領袖發生糾葛， 法國國王菲立普二世因而率軍撤回， 留下英國國王查理和他的軍隊。 但因兵力薄弱， 無法有效攻擊而撤退。

1291年回教徒攻破十字軍所佔領的最後一個城市， 結束 200 年的十字軍東征。
人命傷亡， 生靈塗炭

200 年的苦戰， 當中所奪去的性命數以百萬計， 十字軍屠城， 活活燒死異教徒彼彼皆是。
且看一位1099年隨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的神父所說 :“驚人的事， 到處可見， 許多回教徒被砍頭……其他的人被箭射殺， 或被迫以高聳的城堡上跳下。 有些人被折磨數天再焚以烈火， 街上隨處是成堆的頭， 手和腳， 有一個人在人、馬的屍堆中騎行。 ……城中7萬回教徒盡被殺戮， 殘存的猶太人被趕入會堂中活活燒死， 勝利者聚集在聖墓教堂， 此洞穴他們相信一度曾埋葬釘十字架的基督， 在那裏他們相擁喜極而泣， 並感謝慈悲的神賜予勝利。”
再回想出征當時教宗慷慨激昂的呼籲， 簡直是人間殘酷的玩笑:

“如果讓那些魔鬼的奴隸統治主所信任的人民， 那將是一件多麼令人羞恥的事!” 　　
“本著主予我的權柄， 我鄭重宣布， 那些參加神聖軍的教徒， 如果在途中或戰鬥中喪失了性命，主將赦免他們一切的罪孽。”　　

“神所揀選所喜愛的子民--……從耶路撒冷及君士坦丁堡境內， 我們獲得一則令人悲憤的報導， 一受咒詛、與神隔絕的民族， 猛烈地侵犯基督徒的領域， 燒殺擄掠當地居民。 他們將部份的俘虜帶回自己的國家， 又以酷刑將其餘的殺害了。 這些不潔淨的民眾褻瀆了祭壇， 復加以搗毀。 如今希臘人的王國已慘遭瓜分， 又被奪去了大片的領土， 被佔据的土地面積廣大， 費時兩個月， 仍未能穿越。 因此， 願你們彼此間的爭鬧停止， 啟程遠赴聖墓， 自邪惡之民手中奪回那地， 使其歸屬於你們， 耶路撒冷是片沃土， 遠勝其他各地， 它誠為一樂園。 若欣然踏上征途， 保証罪得赦免， 並可得天國永不朽壞的榮耀。”
好一段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的演詞。 有良心的人， 誰不痛心疾首 ?
出埃及記 21:22 - 25: “人若彼此爭鬥、傷害有孕的婦人、甚至墜胎、隨後卻無別 害、 那傷害他的總要按婦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審判官所斷的受罰。若有別害、就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
十字軍嘛， 倒把聖經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 佩服 ! 佩服 !

十字軍東征（拉丁文：Cruciata，1096年－1291年）是一系列在教宗的准許下進行的有名的宗教性軍事行動，由西歐的封建領主和騎士對地中海東岸的國家發動的戰爭。當時原屬於羅馬天主教聖地的耶路撒冷落入伊斯蘭教手中，羅馬天主教為了收復失地，便進行多次東征行動。但有一些東征是針對天主教以外的其他基督教派，並非針對伊斯蘭，如第四次十字軍東征。
每次十字軍開始時，都有講道、宣誓及授予每個將士十字架的儀式，任命成員為教會的將士。雖然十字軍的主要攻擊對像是伊斯蘭教徒，但此狂熱同時發洩在招募十字軍地區的猶太人身上，亦使猶太人受迫害和遭殺害。十字軍令東西方教會在歷史上留下有名的暴行。到近代，天主教已承認十字軍東征造成了基督教徒與伊斯蘭教徒之間的仇恨和敵對，是使教會聲譽蒙汙的錯誤行為。

目錄

背景

十字軍的裝束
伊斯蘭教徒在636年開始控制耶路撒冷。十一世紀中期，土耳其的回教徒連番征戰勝利，勢力直接威脅各天主教國家。加上朝聖的天主教徒到耶路撒冷的路被封，朝聖者受回教徒侮辱，拜占庭帝國亦被回教勢力包圍。教宗烏爾巴諾二世在1095年11月發出呼籲，請法國信徒以武力維護信仰成立十字軍。在為反對異教及收復宗教聖地耶路撒冷為號召，十字軍東征的侵略戰爭拉開了序幕。另外，許多民眾因為生活貧困，不滿情緒增加，威脅到教主的統治。號召民眾東征，讓民眾到外尋找出路，是教廷減小民眾壓力的一個辦法，也是促使十字軍大規模東征的原因。
這場戰爭被羅馬教廷賦予了宗教戰爭的性質，號召從異教徒（穆斯林）手中奪回聖城耶路撒冷。因而也被形象的比喻為“十字架反對弓月”。參加戰爭的士兵佩有十字標誌，因此稱為十字軍。
在十一到十三世紀的十字軍運動歷時將近兩百年，動員總人數達200多萬人，雖然以捍衛宗教、解放聖地為口號，但實際上是以政治、宗教、社會與經濟目的為主，發動對亞洲西側的侵略劫掠戰爭，參加東征的各個集團都有自己的目的，甚至在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略劫了天主教兄弟東正教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諸多缺少土地的封建主和騎士想以富庶的東方作為掠奪土和財富的對象；義大利的威尼斯、熱那亞、比薩等地的商人想控制地中海東部的商業而獲得巨大利益；而羅馬教皇想合併東正教，擴大天主教的勢力範圍；生活困苦與天災與賦稅壓迫的許多農奴與流民受到教會和封建主的號召，引誘他們向東方去尋找出路與樂土。正如《歐洲的誕生》指出，十字軍「提供了一個無可抗拒的機會去贏取名聲、蒐集戰利品、謀取新產業或統治整個國家——或者只是以光榮的冒險去逃避平凡的生活。」

八次東征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1095年11月27日，教皇烏爾巴諾二世在法國的克萊蒙召開克萊蒙會議，號召所有人拿起武器，從異教徒手中奪回“主的墳墓”，說參加遠征的人可獲赦罪，戰死疆場的人可以升入天堂。自此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開始，「神的旨意」亦成為東西方教會召集軍隊的口號。1099年，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並建立了十字軍國耶路撒冷王國和三個附屬小國：伊德薩伯國、的黎波里伯國、安條克公國。

第二次十字軍東征

1144年，塞爾柱人攻佔伊德薩伯國。耶路撒冷國王向法王路易七世和德國國王康拉德三世求援，開始了第二次十字軍東征（1147年 - 1149年），結果遭到慘敗。

第三次十字軍東征

1187年，埃及蘇丹薩拉丁攻佔耶路撒冷，俘虜了耶路撒冷國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紅鬍子）、英國獅心王理查一世和法王腓力二世發動了第三次十字軍東征（1189年 - 1192年），腓特烈一世在途中墜水而死，其部隊退出戰爭。薩拉丁進行了頑強的抵抗，雙方互有勝負，最終達成停戰協定。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

1202年，教皇英諾森三世發起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1202年 - 1204年）。最初的目標是埃及，後來改變了軍事計畫，攻佔了君士坦丁堡，並洗劫達一星期之久，拜占庭帝國的大部分土地也被攻克，並建立了拉丁帝國（1204年 - 1261年）。

兒童十字軍東征

1212年，教會在法國和德意志組織兒童十字軍東征。

第五次十字軍東征

1218年發起第五次十字軍東征（1218年 - 1221年），以埃及為進攻目標。1219年攻佔達米埃塔（Damietta），1221年由於尼羅河水氾濫被迫撤退。

第六次十字軍東征

第六次十字軍東征（1228年 - 1229年）仍然以埃及為進攻目標。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為耶路撒冷第二王國取得耶路撒冷、伯利恒和通往地中海的走廊。1244年耶路撒冷再度被回教徒佔領。

第七次十字軍東征

法王路易九世發動第七次十字軍東征（1248年 - 1254年），進攻埃及慘敗，路易九世被俘。1250年以大筆贖金贖回。

第八次十字軍東征

1270年，此次東征由法王路易九世領導，進攻突尼斯。路上發生流行病，路易九世染病身亡，軍隊撤退。

第九次十字軍東征（Ninth Crusade)

此為最後一次十字軍東征，由英國的愛德華親王於1271及1272年發動，但依然失敗。 此後，教皇或國王都號召不起東征，十字軍在東方的領土逐漸落入穆斯林手中。1291年，最後一個據點阿卡（今以色列北部城市）被埃及馬木留克軍隊攻陷，耶路撒冷王國滅亡，十字軍東征以失敗告終。

影響

第一次十字軍由西歐封建貴族騎士們在西亞建立了短暫王國，雖然耶路撒冷王國僅維持了88年，十字軍東征對地中海沿岸國家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之後十字軍還在威尼斯人幫助下侵入當時土耳其無法攻破的君士坦丁堡，成為兩百年後奧斯曼土耳其大軍攻下此城的肇因，數次大規模軍事動員也使西歐各國人民損失慘重，幾十萬十字軍死亡，並使日後東方回教世界與西方基督教世界互相對立。教廷和封建主卻取得了大量的財富。但是另一方面，歐洲原本因西羅馬帝國滅亡使歐洲進入黑暗時期，因為十字軍運動帶回大量東方進步文明，並導致大量自由民的出現，加速了西歐手工業、商業的發展，亦是文藝復興與近世中產階級商業文明的一重要成由，塑造出近代強盛的歐洲。

十字軍失敗的原因

十字軍失敗的主要原因：第一點，十字軍缺陷多，例如根本沒組織、沒軍紀、作戰時沒有統一的指揮號令者、面對長期對峙的後勤補給幾乎毫無規劃等。十字軍所到之處，搶掠、偷盜，遍地焦土，時有所聞，使十字軍聲名日漸惡化。第二點，也是最重要的，整個十字軍運動失去社會後盾。自十三世紀以來，隨著商業社會的成長，以及封建君王的王權伸張，封建貴族的社會經濟地位急劇下落，騎士精神在新政治和新社會裏，喪失其傳統地位；因此以收復聖地展現中古騎士精神的十字軍運動，便失去了社會號召力。
十三世紀後，「十字軍」逐漸轉型，脫離「收復聖地，援助東方基督教徒」的單純目的。自從教宗英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 1161-1261）發動十字軍對抗亞耳比異端（Albigensian Crusade, 1207-1208），「十字軍」的定義逐漸轉變為泛指「奉教會旨意，以基督之名從事聖戰的活動」。[1]

注釋

  1. ^ 〈十字軍東征－基督教的聖戰〉（網路文章－暨大電子雜誌）；網址http://www.emag.ncnu.edu.tw；網際網路，查詢日期：2007年12月9日。

參考來源

相關條目

外部連結


十字軍東征得歷史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有學者作出這樣的歸納：對當時可能是全球最強大，最具活力的穆斯林文明來說，十字軍東征及其造成的破壞沈重打擊了伊斯蘭世界，動搖了穆斯林的信心和自信；而相對歐洲來說，十字軍東征則是一個嶄新的起點，它推動著歐洲從一個黑暗的孤立時代走向開放的現代世界。也有反西方的學者說，十字軍東征對歐洲的影響，超過對中東穆斯林的影響。對中東而言，東征使各國的經濟和生命財產遭到極大的損失，文化藝術倍受摧殘，大大阻礙了中東地區各國的歷史進程。而歐洲雖然也有數十萬人死於戰爭本身或者戰爭的進程當中，但積極的影響還是相當大。
有趣的是，即使是全力批判十字軍東征的反西方學者，也都肯定東征對西方歷史發展的正面作用。
歐洲崛起 回教衰落
從文明史的發展角度來看，十字軍東征劃下了東西方逆向發展的分界線。用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話來說，中世紀後期，歐亞世界有了一個不尋常的重大發展。一方面，伊斯蘭教帝國和儒家帝國閉關自守，越來越僵化(一個美國學者就這樣描繪中國的儒家文明：它尊崇老年人，輕視年輕人；尊崇過去，輕視現在；尊崇已確認的權威，輕視變革；從而使它成為保持各方面現狀的極好工具。最終導致了處處順從事事以正統觀念為依據的氣氛，排除了思想繼續發展的可能)，而西歐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則發生了深遠的變化，他們有了向海外擴張的嶄新動力，並開始控制外洋航線，向南北美洲，澳大利亞等人口稀少的地方擴張，西歐的財富積累也快速增長，世界一個地區前所未有地成功控制另一個地區，由此改變了世界進程的方向。用現代流行的話來表述，全球化的最初發端，就是十字軍東征。而這種向外擴張的發展，需要歐洲內部的統一進程加快，城市化運動突破封建地主的抗拒深入發展，平民勢力漸旺，貴族勢力漸衰，地方自治加速發展，歐洲展現出新貌。
有一個學者用感性的語調歸納這個觀點：十字軍東征使得歐洲大陸走上了一條世界主義的道路，使歐洲人認識到更為廣闊的外部世界，老兵們看到了他們的鄉村裏永遠也看不到的東西，他們帶回來的故事點燃了歐洲創造的火花。
地中海成為商貿中心
從經濟上看，十字軍東征促進了東西方商貿的交流，尤其是促進了地中海區域商業的繁榮，結束了拜占廷人和阿拉伯人對該地區的貿易壟斷。在這當中，威尼斯是最大的獲利者，它得到了八分之三的拉丁帝國領土，其中包括君士坦丁堡的一部份，亞得裏亞堡和馬耳馬拉海沿岸大量商業據點，愛琴海諸多島嶼和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之後又侵佔了克裏特島，搖身一變成為地中海上的強大殖民國家和商業國家。事實上，正因為十字軍的東征，使地中海如古代那樣，再一次成為東西方之間的商船的大通道。到了十三世紀以後，蒙古帝國建立，它把前所未有的統一強加給遼闊的歐亞大陸的大部份地區，使歐洲的商人，尤其是威尼斯的商人，利用當時的和平環境和交通要道，幾乎直接與東方進行貿易。
教皇權力走下坡
十字軍東征的受挫，也大幅度降低了教會的威信，教皇權力從頂峰走向衰落。歐洲世俗封建領主對東方物質的貪婪需求，導致貨幣量的需要大增，促使西歐實現從實物地租向貨幣地租的轉變，許多農奴乘機贖回人身自由，商業城市也乘機爭得了高度的自治權力，歐洲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為未來的社會變革奠定了基礎。
擴大東西方交流
十字軍東征擴大了西方人的眼界，擴大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比如中國的造紙術和火藥，就是在這個時期傳入西歐的。而阿拉伯數字，臨床醫學和拜占廷的製造玻璃方法，也為西方人所採用。東方農業的水稻，西瓜，檸檬，香料，砂糖等產品，極大地豐富了西歐人的物質生活，東方文明對西歐封建領主的生活方式的改變，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著名的西方史學家湯普遜這樣說：十字軍帶來一個嶄新的看法，即“西歐人同東方人接觸以後，必然會睜眼看到這一事實：東方存在著有智慧而又有文化的民族，而且有著一種等於甚至超過封建歐洲文明的文明。” 這種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使西歐尤其是義大利北部城市取代拜占廷，成為歐洲新的文化中心，成為文藝復興運動的發源地，成為近代化意識形態的發散中心。

十字軍東征 – 基督教的聖戰
    王芝芝
    輔仁大學歷史系
    E-Mail:hist0001@mails.fju.edu.tw 
http://72.14.235.132/search?q=cache:mQADzsdfAlAJ:beaver.dlc.ncnu.edu.tw/projects/emag/show.aspx%3FdataId%3D020f8b0a-0270-4be4-a4b1-a0aeabe9ebf2+%E5%8D%81%E5%AD%97%E8%BB%8D%E6%9D%B1%E5%BE%81%E5%BD%B1%E9%9F%BF&cd=9&hl=zh-TW&ct=clnk&gl=hk
    西元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教宗烏爾朋二世( Pope Urban II, 1088-1099), 在法國克勒蒙( Clement )召開宗教會議，推行宗教改革。會議期間，君士查丁堡的東羅馬皇帝派使節前來，緊急呼籲西方派軍協助東方基督徒，共同殲滅信奉回教的塞爾柱土耳其人。教宗于是宣佈組軍，拯救東方基督徒並收復聖地 ; 在場的教士與貴族高呼「天主所願」，各自在胸前置放十字標記，以示為信仰奉獻的決心。教宗隨即派遣宣道者四處宣傳徵召「十字軍」，獲得教友的熱烈回應，開啟了基督徒對抗伊斯蘭教的聖戰。一○九六年，來自下層階級的「農民十字軍」先行搶攻，慘遭土耳其人殺戮。翌年，正規十字軍與拜占庭組聯盟，渡海攻入小亞細亞，朝耶路撒冷城南進，沿途建立許多基督教封建國。幾經波折，十字軍終於在一○九九年，成功地攻下耶路撒冷城，推舉一位「聖墓保衛者」(The Protector of the Holy Sepulchre)管理聖地。衛護聖地的工作困難重重，十字軍內部分裂，彼此殘殺，甚至勾結回教徒，打擊基督徒。十二世紀以後，回教新勢力崛起，聖地再度失陷，於是又有了第二次十字軍。從此西方十字軍再也沒有收復過聖地，形成屢敗屢戰的局面 ; 自公元十二世紀至第十三世紀末，撇開那些半途而廢和胎死腹中的，歐洲基督教社會先後發動十多次對抗穆斯林回教人的「十字軍」聖戰運動。1
    十字軍，至少前三次，原是一宗教運動。一則，它是由羅馬教宗所倡導; 二者，照教宗烏爾朋二世發表的演講內容看，它的宣戰原始目的是「對抗回教徒，收復聖地，拯救東方的基督徒」，可以說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宗教戰爭。然而就歐洲史看來，這乃是自羅馬帝國衰亡以來，歐洲人首度由西方大舉東向的擴張運動，也象徵著中古世界的重心，由東方轉移到西方。東方的波斯帝國早已亡于阿拉伯人，而今東羅馬的拜占庭帝國與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也已失去征服西方的決心與力量。倒是西方的基督教封建社會經過數世紀的休養生息，業已累積了足夠的社會經濟力量，蓄勢待發。十一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封建莊園經濟社會的長子繼承制日趨成熟，許多幼子次子在體制內失去發展空間，構成社會問題。 「發動戰爭，對外擴張」可以封建社會的不適應者提供發展機會，進而解決社會問題。2烏爾朋二世更在演講將東方描繪成「遍地流著蜜與奶」的土地，以物質為誘餌，道出了十字軍世俗又現實的動機。再者，擔當西方精神領袖的羅馬天主教會，自教宗格利哥瑞七世以來，經長期改革，力圖中興，重建權威。教會為取得基督教社會的領導權，此時正與聲稱是羅馬帝國繼承者的日耳曼君王發生嚴重的政教衝突；教宗烏爾朋二世組織十字軍，正是向日耳曼皇帝宣告教會在歐洲基督教世界的領導力，達成提升教會地位的目地。總而言之，西方的歐洲人在十一世紀最末的幾年，已來到了對外擴張的起跑點。
    以武力對抗異教徒的聖戰并非烏爾朋二世的創作，遠在一○九五年以前，日耳曼的皇帝們配合教會的傳教活動，已在東歐地方，發動討伐斯拉夫人、波蘭人、波希米亞人、立陶宛人、匈牙利等異教徒的聖戰。自從八世紀阿拉伯人征服伊比利半島，越過庇里牛斯山侵入法蘭克人的土地，被「鐵槌查理」( Charles Martel, 714-741)在普瓦泰(Poitiers, 732)擊潰後，直到十五世紀末，基督徒持續在伊比利半島西班牙地區從事「恢復失地」(Reconquista)的聖戰。九世紀時，查里曼大帝的愛將羅蘭南征回教徒戰死于歸途，成為著名騎士文學「羅蘭頌」( Chanson de Roland)裏謳歌的英雄。
    然而，一○九五年開始的十字軍運動與以往的聖戰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 第一，它是全面性的，全歐洲的人，不分貧富貴賤，共同參與此一基督教聖戰運動 ; 第二，它持續進行了將近二百年，伴隨著歐洲邁入近代，成歐洲擴張藉口中的道德標讖，聖戰的符碼 ; 第三，它的影響深遠廣大，史家認為它對于東西交通、長程經濟貿易、人文古典學術研究、教會地位的提昇、王權伸張、民族意識的興起、騎士文學的創作、中古封建社會的開放等等都有一定的貢獻。近年來，史家對十字軍的影響力，持有較為保留的態度，認為十字軍是歐洲封建社會經濟力復甦後產生的，它雖然加速了歐洲社會經濟的近代化，但不是推動一切改變的起點。但無論如何，十字軍在「促進東西文化交流，和加速東西商業貿易恢復」上的貢獻，仍是受到肯定的。十字軍的目標指向位居遙遠東方的聖地 – 耶路撒冷，儘管未必每一次十字軍都曾成功地到達目的地，但是參與者都有朝聖者「背井離鄉，長途跋涉，歷經艱難危險，在異鄉接觸各類奇風異俗」的經歷。姑不論其個人的心路歷程為何，這一群人自遠帶回新的知識和經驗，在文化交流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促使封閉的舊社會變得開朗、活躍、多元化。而那些積極策動十字軍東征的商人，尤其是意大利威尼斯熱那亞商人，也籍此取得近東貿易的優勢 ; 遂使東西方間的貿易興盛起來。而西歐統治階層的生活方式也因此發生變化，受東方的影響，學會穿著美好的東方紡織品，食用精美的肴饌。
    就聖戰的原始宗旨－收復聖地和拯救東方基督教徒－而言，將近二百年的十字軍運動史除了充滿血腥、暴力、偏見、愚蠢、政教腐敗等震撼人心的罪惡外，基本上它是一個失敗的軍事活動。3第一，除了第一次十字軍以外，都未曾收復聖地。有些十字軍還未到聖地，便已慘遭殲滅。第三次十字軍，即英國獅心王理查(Richard , the Lionhearted)參加的那一次，由於無法以軍力取勝，竟改以獻金的方式，取得回教徒允許基督徒前來聖地的保障。第四次十字軍堪稱為十字軍史上最大的醜聞，成軍之時，經費短絀，因籌資遭威尼斯商人設計賂索，被迫參于拜占庭帝國的政治鬥爭，揮軍攻打同是信仰基督的東羅馬帝國。在成功攻陷君士坦丁堡後，十字軍燒殺擄掠三晝夜，建立所謂的「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國」，大事分封，樂不思蜀，聖地也就不去了。十字軍無法取回得而復失的聖地，又醜聞頻傳，歐洲乃盛傳成年人有罪不能奪回聖地，十字軍必須由純淨的兒童組成，方能感動上帝，奪回聖地；於是便出現了十字軍史上的大悲劇－兒童十字軍。1212年，在有心人鼓吹策動下，一群有數萬人之多來自法國和日耳曼地方的兒童結隊前往羅馬，要求教宗組織兒童十字軍收復聖地。其後，經教宗大力勸導，大部份的兒童逕自解散回鄉 ; 但是，仍有部份兒童堅持成行，結果在拿不勒斯受騙登上販奴船，被轉賣異鄉，不知所終。返鄉的一群兒童十字軍飽受風寒饑餓之苦，能安抵家門亦無幾人。隨著時間的流轉，教宗呼籲組織的十字軍，越來越乏人響應。有時君王們也會登高一呼，組織十字軍，但是也都徒勞無功，甚至有聖人之稱的法王路易九世(St. Louise)所領導的二次(1248，1270)也不例外。
    十字軍步上沒落的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點，十字軍缺陷多，例如根本沒組織、軍紀散漫、作戰時沒有統一號令者、亦無後勤供應的制度等。有關十字軍運紀不良的醜聞，搶掠、偷盜，所到之處，遍地焦土，時有所聞，使十字軍聲名日漸惡質化。第二點，也是最重要的，整個十字軍運動失去社會後盾。自十三世紀以來，隨著商業社會的成長，以及封建君王的王權伸張，封建貴族的社會經濟地位急劇下落，騎士精神在新政治和新社會裏，喪失其傳統地位 ; 因此以收復聖地展現中古騎士精神的十字軍運動，便失去了社會號召力。
    收復聖地的目標固然是失敗了，但是十三世紀後，「十字軍」逐漸轉型，脫離「收復聖地，援助東方基督教徒」的單純目的。自從教宗英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 1161-1261)發動十字軍對抗亞耳比異端(Albigensian Crusade, 1207-1208), 「十字軍」的定義逐漸轉變為泛指「奉教會旨意，以基督之名從事聖戰的活動」。4 它是教宗統御下，捍衛基督教世界真理的正義之師。參加十字軍的人，不論加入的是教宗直接徵召或間接由教宗授權的正義之師，均得舉行特別宗教儀式，再向教宗或其代理人行封建效忠禮儀，並由主事者手中接下「十字架」標誌，戴在身上，才能成為教會的戰士。成為十字軍成員後，便可以得到宗教特赦，以及一些世俗特權如司法豁免權，個人及財產的保障等等。自十三世紀以降，一些從事地區性擴張運動的組織例如波羅的海沿岸的條頓武士團、伊比利半島基督教騎士團等，都遵行這種禮節，採用十字軍的旗號，成為捍衛基督信仰的正義之師，以基督之名推動對抗異教徒的聖戰，合理化其掠土封疆的侵略。
    十五世紀後，十字軍更進一步被廣泛用來指稱有捍衛正義使命的戰鬥。例如 : 當條頓武士團在十四世紀初，完成基督教化東歐的聖戰使命後，功成身退 ;它的聖戰旌旗轉為「普魯士軍國主義」，是俾斯麥統一大業的精神支撐。一四九二年，西班牙在十字軍精神的支援下，完成驅逐回教的「收復失土」聖戰 ; 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他的船隊掛著帶有十字軍符碼的旌旗，將十字軍精神帶到了美洲。西班牙的緊鄰- 葡萄牙，繼續向非洲的穆斯林宣戰，將勢力伸向東非，沿著海岸南行。一四九八年葡國航海家達伽馬帶著「十字軍」的旗子，繞過南端「好望角」，抵達印度，發現新航路。十字軍的旗誌隨葡萄牙的商業航海帝國，行遍全球。
    到了近代，儘管西方在政治上，已絕少使用宗教符碼 ;但是，「十字軍」的聖戰理念乃深植在西方文化擴張傳統的靈魂裏，只要時機到，它就借屍還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盟軍統帥艾森豪將軍將對抗軸心同盟的戰爭比喻為「十字軍聖戰」。「九一一」美國對抗國際恐佈份子奧薩姆賓拉丹的戰爭，不也被歸列為「十字軍」嗎?　　　　　　　　　　　　　　　　　　　　　　　　　　　　　　　　　　　　　　
　　　　 
    十字軍年表
次數
時間
事跡
第一次
 AD1095~1101
征服聖地
第二次
 AD1145~1147
法王路易七世領軍
第三次
 AD1188~1192
法王腓力奧古斯都(Philip Augustus)與英王
理查(Richard Coeur-de Lion)領軍
第四次
 AD1204
攻占君士坦丁堡

 AD1212
兒童十字軍
第五次
 AD1217
匈牙利王Andrew II 領導，占領埃及東北部的Damietta城
第六次
 AD1248
神聖羅馬皇帝腓特烈二世(Emperor Frederick II)領軍
第七次
 AD1249~1252
法王聖路易(St. Louis)領軍
第八次
 AD1270
聖路易領軍


 
相關網址：
    十字軍東征 :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First Crusade:
第三次十字軍東征Third Crusade History:http://www.acsamman.edu.jo/~ms/crusades/third/history3.html
    兒童十字軍Children’s Crusade:
    亞耳比十字軍Albigensian Crusade:
    十字軍東征的影響 :
    回教徒看十字軍東征 :
    附圖:
  1. 教宗烏爾朋二世在法國克勒蒙召開宗教會議宣布組織十字軍

  1. 十字軍東征時期的聖地地圖
    1 參見王任光著《西洋中古史》，台北：稻禾出版社，1990。頁339-384 第十章「十字運動」。
    2 教宗對參加十字軍的人賜予恩典，除參加十字軍可贖罪，陣亡的戰士即可升入天堂外，還可得到一些現實的好處，例如：為籌旅費，可暫緩償付債款，日後更可論功行封。平民犯罪者亦可以減刑免罪。
    3 一○九六年農民十字字離家出發前大多先殺戮在地的猶太人，以絕後患之憂。
    4 法國南方與義大利北部流行的亞耳比異端( Albigensianism)，由於不滿教會腐敗，又受到十字軍由東方帶回祆教正惡神對抗觀念的影響，認定當前羅馬天主教教會係惡神耶和華建的，呼籲各方起義為善神奪回世界的主宰權。


十字軍東征 如何評價? 
http://www.lucifer.tw/swords/Aticls/how.htm
　　歷來，世人都認為十字軍東征是有利于基督教徒的事件。現在，東方和西方的歷史學家的看法持平的多，但有些東方人則從未改變想法。
一、與東方大決裂
　　1086年，大群農民踏上征途，逼迫日耳曼或中歐的猶太人修會背教或死亡。十字軍東征之初，各式各樣的殺戮、搶劫、虐待，都是中世紀歐洲史上令人發指的“暴行”（Pogrom），此字在希伯萊語中叫“4856的格澤羅”（Gzerot de 4856）。當然，一旦人群離去，情況又恢復正常，畢竟教會和高級教士從未鼓勵過這種行為。但是，由此而產生的仇恨與恐懼，深刻影響著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之間的關系。
　　即使是聖地，也難逃征伐殺戮等惡行摧殘。耶路撒冷被攻克時，聯合守城的猶太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幾乎全遭屠殺。不過，頭幾年的征伐狂熱消失之後，盲目的屠殺和破壞停止了。而在歐洲，每當鼓動十字軍東征，尤其是第二次東征時，都要煽起仇恨猶太人的情緒。十字軍在聖地建起的拉丁王國，逐漸形成殖民社會，更加尊重當地的異教徒。像維持法蘭克人的統治，也需要當地人的參與。1110年後，猶太人總算生活太平了，他們定居在阿什克倫、蒂爾、阿克和加利利地區，不準在耶路撒冷逗留，只有等將來薩拉丁允許他們回來。
　　法蘭克人和東方的基督教徒︰
　　教皇總想保衛東方的基督教徒，可是十字軍東征反而加速了他們的毀滅。1204年，軍士坦丁堡陷落，從拜佔庭帝國內部的形式來看也許無法避免；不過，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和隨後進攻拜佔庭，是致命的一擊。
　　原來只是一般民眾抒發成見和不滿，如今變成人人心中不可平息的仇恨。在宗教方面，由于1204年及後來發生的事，教會分裂才變得重要而有意義。高級神職人員以權威自居，彼此爭論不休，教會的分裂變成了民族的分裂。反拉丁民族的情結，就成了拜佔庭愛國主義的基石。
二、埋下仇恨的種子
　　那麼，其他東方基督教徒修會的命運又如何？十字軍與非正統的敘利亞修會（雅各派、聶斯托利派、亞美尼亞人）的關系比較和諧。耶路撒冷國王恢復以前伊斯蘭教國王的習慣，控制這些不同的等級，保留選舉主教的權利，但給予他們充分的信仰和司法自由，但是免除十一稅（Tithe）；十一稅是按照規定交付十分之一的收入。[…]
　　然而對伊斯蘭教徒來說，東方的基督教徒都變成可疑分子了。他們是受保護的人——“迪米斯”（Dhimis），須繳規定的人頭稅，權利未變，實際上已受到損害。在近東的許多國家里，特別是在埃及，十字軍東征讓基督教徒和猶太人在國家危難時，成為受迫害的少數。在中世紀初的伊斯蘭世界里，他們所受的欺壓前所未有。[…]
　　從體制的角度來看，王權的加強確實與十字軍東征有關；國王召集並指揮了第二、三、七、八次東征的部隊，乘機鞏固了他對大領主的權威，同時也讓小領主知道了他的厲害。法國和英國還利用十字軍東征收叫“間接稅”。12世紀末，這種稅已背離了最初的用意而制度化，成為直接稅的起源；直接稅則奠定了王權的基礎。
　　羅馬教廷也以十字軍東政為依據，建立一套神權政治的教義，是後來濫用神權才反而削弱了擴張中的權威。在宗教方面有兩個詞概括了這種影響︰宗教法庭（Inquisition）和赦罪（Indulgence，或譯大赦），宗教法庭一詞產生于阿比爾教派（Albigeois）的“十字軍東征”，並于1231年普及開來。至于赦罪——寬恕罪行，並免除刑罰，首先是由烏爾班二世在克萊蒙宗教會議上許諾的，後來變成了贖買或贈與的物品，13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因而有了根本的財源。後來，赦罪又成了非法交易的根源，日爾曼宗教改革的倡導人馬丁‧路德（Martin‧Luther），對此非常憤慨。[…]
三、主要的受益者︰
　　十字軍東征不僅是八、九次著名遠征，也是每年春夏的定期“通道”，把大量武裝和非武裝的朝聖者帶到巴勒斯坦。這些通道所需的費用和資金的轉移，是銀行業在歐洲普及開來。比薩人、熱那亞人和威尼斯人，實際上是十字軍東征的主要受益者。[…]
　　他們大多利用十字軍東征的機會，在拉丁王國里獲得享有特權的地區或商行，為在地中海東岸地區發展貿易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透過這些接觸，新的技術和產品引進西方；也有一些引入東方，但數量少得多。[…]
　　在航海技術方面，拉丁人是向拜佔庭學來的。1168年，法國和拜佔庭遠征埃及的亞歷山大港，拉丁人見識到了專門運送軍隊和馬匹的船只︰“掌門官”（Huissier）。
　　11世紀末，中國人發明了羅盤。13世紀，歐洲也有了這項新的航海儀器和技術，去不清楚是如何傳過來的。另外，源于印度的“阿拉伯數字”，以及在當時叫“甦夫勒”（Cyfre，阿拉伯語的意思是虛無）的“零”的概念，是由伊斯蘭天文學家暨數學家華拉子密（al Khwarismi，780-850）的文章，譯成拉丁文後傳入西方的。[…]
　　西方人在敘利亞也熟悉了某些技術，例如玻璃制造（引入威尼斯）、新的農業（甘蔗、棉花、水果），以及手工業（絲綢、羽紗、大紅衣料、錦緞）的生產技術。十字軍東征建立起密切的聯系，這些奢侈品傳入西方，結果又變成西方的產品引進伊斯蘭教徒和拜佔庭的近東市場，雙方的貿易平衡于是改變。
　　作為轉口貿易的金融中心，十字軍東征建立的國家都是最早軋制金幣的國家。這種金幣仿照阿拉伯帝國的金幣“第納兒”（Dinar）， 比意大利的金幣要早約一個世紀，象征中世紀擴張臻于頂點，打破了地中海地區西方佔優勢的局面。在物質文明方面，十字軍還吸收了東方的衣著和飲食習慣，對歐洲奢侈品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小馬們”為這些奢侈品長期遭人指責，他們卻經意大利傳到歐洲北部，顯示哥特時代璀璨興盛的特色。
選自 莫里松《十字軍東征》
四、十字軍的東征造孽︰
　　11世紀的騎士和農民認為，十字軍東征是西方在發泄剩余力量，海外的土地、財富和封地才是主要的誘餌。但十字軍東征即使是在徹底失敗前，也沒有滿足西方人對土地的渴望，只好在歐洲發達的農業發展中，尋求海外幻景無法帶給他們的解決之道。[…]
　　十字軍東征並未因與伊斯蘭世界接觸，以及西方經濟發展，而給基督教國家帶來蓬勃的商業，既沒有帶來技術和產品，也沒有輸入精神上的武器——希臘、意大利（尤其是西西里島）和西班牙等地的翻譯中心與圖書館，能提供精神武器，金關于這些國家往來比在巴勒斯坦更為密切和有效。設置連搜集奢侈品的嗜好和懶散的習慣都沒有帶來，因為西方的道德家認為，這些興趣和習慣是東方的特性，是毒品，異教徒拿來送給抵抗不了東方魅力和魔女的十字軍。[…]
　　十字軍東征把西方的騎士階層變窮了，不但未讓基督教國家團結起來，反而大大刺激了國內剛剛產生的各種對立，[…]十字軍東正在西方和拜佔庭人之間挖掘了一條鴻溝︰拉丁人和希臘人的敵意，隨著一次次十字軍東征而加劇，導致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和1204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099年在耶路撒冷，1204年在君士坦丁堡，這一次次遠征並未導正風俗，聖戰的狂熱反而讓十字軍窮凶極惡，一路上暴行虐施、燒殺擄掠，基督教徒、伊斯蘭教徒和拜佔庭的編年史中，都記述了此類暴行。十字軍東征所需的資金，是教會征收重稅，出賣赦罪的動機或借口。歸根結底，無力保衛和守住聖地的軍事修會都撤往西方，以便回去敲詐勒索。以上就是這些遠征造成的負面影響。唯有杏子，才算是基督教徒東征後帶回來的果實。
選自 勒戈夫（Jacques Le Goff）《中世紀的西方文明》
五、大敘利亞計劃︰
　　敘利亞總統阿薩德（Asad）在1970年代末發表的演說，內容刻板而晦澀。從他的談話，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頗有淵源，而且相當嚴密的政治計劃。阿薩德和以色列人都對十字軍東征的歷史了如指掌，但他的論據和以色列人的相反。12世紀，杰奇拉（Jezire）的領主曾吉，在伊德薩首次打敗十字軍，兒子努爾丁對抗法蘭克人，統一了杰奇拉和敘利亞；而努爾丁手下的庫爾德將軍薩拉丁，生于塔克利特（Takrit），在哈廷打勝仗。他們鼓舞了20世紀所有的阿拉伯國家元首，尤其是阿薩德、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和薩達姆（Saddam Husayn）。
　　阿薩德認為，要打敗以色列，首先必須在政治上統一大敘利亞（Bilad al Sham），也就是中世紀的敘利亞。這個理想中的國家，與外約旦國埃米爾‧阿卜杜拉（Abd Allah）1942年提出的大敘利亞計劃相符，包括伊拉克和地中海之間的全部阿拉伯國家，為了實現統一，阿薩德打算放慢敘以戰爭的攻勢，打算長期斗爭。
布朗基（Thierry Blanquis）
六、東方仍受炮火威脅︰
　　對西歐來說，十字軍東征在經濟和軍事方面，都是一次革命。可是在東方，這些基督教徒的聖戰卻導致長期的沒落與蒙昧主義。[…]為了保持固有的文化與宗教特色，東方是否摒棄象征西方的現代主義？還是要冒著喪失固有文化的危險，毅然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伊朗、土耳其和整個阿拉伯世界，都無法解決這個兩難的問題。所以直到今天，仍然可見到兩種極端的做法︰不是全盤西化，就是保持極端排外的完整主義。
　　阿拉伯世界知道這些野蠻的歐洲人，也擊敗過他們。但此後，歐洲人控制了世界，因此對歐洲人既著迷又恐懼，不可能只把十字軍東征視為插曲，是一去不復返的歷史事件。阿拉伯人（伊斯蘭教徒）對西方的態度，至今仍受歷史事件的影響。這就不能不讓人深感驚異了，須知那些事情在七百年以前就已經結束了。
　　公元兩千年已經到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宗教領袖們，仍常借鑒薩拉丁、耶路撒冷陷落和光復等歷史人物和事件。在民間和官方的說法中，以色列就等于新的十字軍王國。巴勒斯坦解放軍的三個師，一個叫哈廷，一個叫艾因賈魯。納賽爾總統在任時常被比作薩拉丁，因為他和薩拉丁一樣，合並了敘利亞和埃及，甚至連也門都包括在內！至于1956年西方向甦伊士運河遠征，以及1191年的遠征，都被視作是英法聯合發動東征。
　　納賽兒可比作薩拉丁，這確實令人不安。听到賈沃齊（Sibt Ibn al Jawzi）告訴大馬士革的老百姓，薩拉丁的兒子、開羅的主子卡米爾（al Kamel）承認敵人對聖城的主權，這種“背叛行為”，不由得令人想起埃及的薩達特總統（Sadate）。大馬士革和耶路撒冷為了控制戈蘭高地（Golan）和貝卡谷地（Bekaa）而斗爭，該如何分的清今夕何夕，是過去還是現在？
　　在經常遭到侵略的伊斯蘭世界里，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一種手迫害的感覺。這種感覺在某些狂熱分子身上成了危險的邪念︰1981年5月13日，土耳其人阿格卡（Mehemet Ali Agca）可不是向教皇保羅二世（Jean Paul II）開槍馬？他在事先寫好的一封信里解釋︰“我決定殺死十字軍的最高指揮官，保羅二世。”除了這種個人的反對行為外，阿拉伯世界也總是把西方看成天敵。是要是反對西方，無論是政治、軍事和石油方面的敵對行動，都是合法的報復。所以，這兩個世界產生于十字軍東征的裂痕，今天阿拉伯人仍認為是侵犯。
選自 馬魯夫（Amin Maalouf）《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軍東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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