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佛教史略

越南佛教史略
釋聖嚴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第83期（1980.10）頁271-299
©1980　大乘文化
臺北市

在中國鄰近的國家之中，越南和韓國及日本相同，同樣是接受了中國的文化而成長的國家，若從政教的關係及地理的接壤而言，越南則更類似韓國之與中國的淵源。

　　所以，由中國人來寫越南的佛教史，特別有親切感。

　　打開中國的歷史地圖，我們就可看到，今日越南的河內，本是屬於中國版圖的一個地方：

　　秦始皇時代，河內稱為象郡。

　　漢武帝時代，河內稱為交趾都。

　　西晉時代，越南稱為交州。

　　唐代的越南，設立安南都護府，置靜海節度使。

　　不過，當時的越南，僅指現在的北越而言。佛教的輸入，亦即沿著中國向南的路線，漸次到了越南。

　

一、佛教傳入的初期

　　現在的越南，位於中國廣西及雲南的南鄰，她的西鄰是寮國及柬埔寨，東面及南面則臨南海，由北至南，是一個細長形的國家。

　　佛教傳入越南的最早傳說，也有很多。

　　一般相信，第一個將佛教傳到越南的人，是漢獻帝初平年間（佛元七三四至七三七年──西元一九０至一九三年），有一位蒼梧（今廣西梧州）人叫牟子，他精通儒道，而醉心於佛教，據佛祖通載卷五說他：「會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這就是牟子理惑論的成因。唯以牟子的年代，近世學者，多有置疑，故此僅作參考。

　　其次，見於梁高僧傳卷一的康僧會傳：「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終，至孝服畢出家。」「篤至好學，明解三藏。」根據這一記載，康僧會時，越南已經有人出家，並且有了三藏教典。他的生年雖不詳，圓寂是在晉武帝太康元年（佛元八二四年──西元二八０年）。

　　到了晉惠帝永平四年（佛元八三八年──西元二九四年），有天竺沙門耆域至洛陽，這是一位神異僧，佛祖通載卷六記有他的事蹟，並說：「初域來交廣，並有靈異。」可見耆域也到過交川及廣州弘傳佛法的了。根據越南的古珠法雲佛本行語錄的資料說，和耆域同來交廣之地的，尚有一位丘陀羅。

　　從這些資料之中，我們僅能找到零星的記載，卻不能證實當時越南佛教的如何盛行。

　　此後，越南即因中國與印度方面由海路發生直接的交往，而成了中途站，到了西元第八世紀之頃，其受印度的影響很多。主要的資料，見於義淨三藏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明遠法師，是益州（今之四川）清城人，梵名振多提婆，「既慨聖教陵遲，遂乃振錫南遊，屆於交趾，鼓舶鯨波，到訶陵國（今之爪哇），次至師子洲（錫蘭）。」（卷上）

　　僧伽跋摩，康居國人，他是唐高宗時代來華的，後來奉高宗敕令：「往交趾採藥。於時交州，時屬大儉，人物餓饑。於日日中，營辦飲食，救濟孤苦，悲心內結，涕泣外流，時人號為常啼菩薩也。纔染微疾，奄爾而終，春秋六十餘矣。」（卷上）

　　曇潤法師，洛陽人：「善咒術、學玄理、採律典、翫醫明」，「振錫江表，拯物為懷，漸次南行，達於交趾，住經載稔，錙素欽風。」卷上

　　慧命禪師，從海路赴天竺，船經占波（今之越南），遇風暴。（卷下）

　　智弘律師，洛陽人，及荊州江陵的無行禪師，相伴至交趾，過了一夏，再往室利佛逝國（今之印尼蘇門答臘）。（卷下）

　　在交州出身的僧人，見於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的，也有好多。例如：運期、解脫天、窺沖、慧琰等四人即是。

　　運期：「交州人也，與曇潤同遊，仗智賢取具，旋迴南海，十有餘年，善崑崙音，頗知梵語。」運期也是成都會寧律師的弟子，會寧嘗與訶陵島的智賢（若那跋陀羅）共譯出小乘涅槃經，送回京師之後，又還往交趾。（卷上及宋高僧傳卷二）

　　解脫天的梵名為木叉婆提，此人：「汎舶南溟，經遊諸國，到大覺寺，遍禮聖蹤，於此而殞，年可二十四五耳。」（卷上）

　　窺沖是明遠的弟子，隨師遊南海，經師子洲，向西印度：「其人稟性聰叡，善誦梵經。」「到王含城，遘疾竹園，淹留而卒，年三十許。」（卷上）

　　在我們見到的資料來說，越南的初期彿教，沒有系統可求，僅從過往該地及僧人遊學的零星記載中，得到若干消息而已。

二、佛教的發展與朝廷

　　自從西元第二世紀至第十世紀前半紀為佛教的第一期。也既是移入期；從第十世紀之後半紀至第十四紀之末，為佛教的第二期，也即是發展期。

　　佛教在越南的發展，頗得力於越南朝廷的擁護。越南王統之成立，是在宋太祖開寶元年，由丁部領成立了大瞿越，是為丁朝，歷兩主而亡，計十二年（佛元一五一二至一五二四年──西紀九六八至九八０年）。

　　丁先皇崇信佛教，於太平二年西紀九七一，定文、武、僧之三道的品階，並賜僧統吳真流以匡越大師之號，另授張麻尼為僧錄，鄧玄光為崇真威儀之職銜。

　　丁朝亡後，即為黎朝代起。

　　黎朝第一位皇帝，叫做大行皇帝黎桓（佛元一五二五至一五九四──西紀九八一至一００五年），唯其也僅三主二十九年而亡，在第三主黎龍鉞應天十四年（西紀一００七年）之春，遣其弟明昶及掌書記之官黃成雅，入宋進獻白犀，並乞大藏經，二年後，如願而歸。

　　佛教黃金時代之出現，是在李朝王統繼起之後。

　　李公蘊為李朝的太祖（佛元一五五四至一五七二年──西紀一０一０至一０二八年），定都於昇龍城（今之河內），改國號稱大越，文治武功，都很卓越。因他幼時受教育於佛教僧侶，曾生於古法寺，他的父親李青雲，亦為僧統萬幸禪師的弟子，故其親炙佛教，殊為深刻。當他即位，便賜衣服於僧人。順天元年（西紀一０一０年），詔出府錢二萬緍，於天德府建寺八所，並立碑錄功，又於首都昇龍城內，營造宮殿，建築興天御寺，五鳳星樓，及其他的寺院，城外則創建勝嚴寺、天王寺等的寺院。更下詔諸邑，使之修復寺觀。順天二年，又於城外建四大寺。

　　佛教由於太祖之保護，便打下了盛大及發展的基礎。而其接受宋朝的影響很大，或迎三藏教典，或倣宋制，以考試天下百姓而度為僧，並設戒場以傳授戒法，太祖則親幸建於昇龍城內的真教寺，可見其皈依佛教之虔誠了。

　　第二主太宗（佛元一五七二至一五九八年──西紀一０二八─一０五四年），他對佛教之崇奉，也不讓於其父。天成四年（西紀一０三一）之秋，親向無言通系下的禪僧禪老，參學禪學，同時他也建了好多座的寺院，於寺院落成，便設法會，詔赦天下。前後大赦，計有三次。又於乾符有道二年（西紀一０四一）十月，命工匠雕刻佛像千餘，繪畫佛像千餘，製作寶幡萬餘，竣工之時，開羅漢會，又行大赦，並免天下稅錢之半，除此之外，尚有許多的佛事。據說由王室飭建的寺觀達九十五幢，因佛事而豁免人民之稅者，先後兩度。最後於西紀一０四九年，因夢見觀音菩薩帶往瞻拜蓮花法座，便敕建延祐寺，該寺仿照蓮花形，建於河內城人造湖中的木柱上，所以俗稱獨柱寺，可惜此寺的三寶座，已於西紀一九五四年法軍將行撤退時，被暗行破壞了。

　　第三主聖宗（佛元一五九八至一六一六年──西紀一０五四至一０七二年），聖宗不但信奉佛教，甚至被越南人形容為越南的阿育王。替他御宇之前三年，宋朝的軍隊初與占城交鋒，奏凱班師後，將俘虜分發各官為僕役，承受此優待的官僚中，有一僧官一日因事外出，歸時即見在他的語錄帙上，有被修改的字跡，不禁愕然；經查問之後，始知是一俘虜來的囚兵所為，此僧官即將此事啟奏朝廷，上宣此一囚兵入朝，以佛理詰之，應對如流，至是方知此囚兵乃是中國的一位禪師，法號草堂，因在占城行化而被當做俘虜逮捕了。朝廷即命其入越南僧籍，住於開國寺，大張法筵，並得聖宗之崇敬而執弟子禮。

　　聖宗信奉佛教而行仁政，嘗於某冬因觀音現身宮中，即以大悲之旨，眷念貧苦民眾，以及獄中囚犯之疾苦，故其每行賑濟及恩赦之盛舉。龍瑞太平三年（西紀一０五六），建立崇度報天寺，並築十二層塔，又以銅萬二千斤，鑄造洪鐘，帝親作鐘銘。又因幸寺觀，求後嗣應驗，乃大喜而再行大赦。

　　同時，在聖宗之際，儒教也開始受到尊崇，於神武二年（西紀一０七０年），敕修文廟，塑周公及孔子等像，並畫七十二賢之像。唯到了仁宗之時，才下詔初設科舉制度，而使儒教獲得了普遍流行於民間之機運。

　　第四主仁宗（佛元一六一六至一六七一年──西紀一０七二至一一二七年），仁宗於廣卯三年（宋哲宗元祐二年──西紀一０八七）擊退宋朝大軍之侵略，又進攻了南方的真臘及占城，並使之來朝納貢，可知此是一位英主。他對佛教也備極祟奉，除了修理許多佛寺，並以枯頭禪師為國師，參與國政，而與丁黎二朝的匡越大師無異。其他佛事也不比以前諸王為差。他在位六十五年，擇才用人，內治外征，實為李朝的鼎盛時代。

　　第五主神宗在位十年。

　　第六主英宗（佛元一六八二至一七一九年──西紀一一三八至一一七五年，對於佛教，亦頗崇信，師事毘尼多流支系下的明空禪師，建立了永隆聖福寺，又修理了首都的真教寺。

　　第七主高宗（佛元一七二０至一七五四年──西紀一一七六至一二一０年），雖亦歸信佛教，但是此時的國內各地，盜賊蓬起，內亂頻仍，國勢日衰。致到第八主惠宗（佛元一七五五至一七六八──西紀一二一一至一二二四年）時，饑饉遍野，民生困苦，帝遂因而發狂，終將政務委於次女佛金，自己則隱於真教寺出家去了，號惠光大師。

　　惠宗的女婿陳守度，乃是一位野心勃勃的人物，趁此機會，他便代取李朝而有天下，結束了李朝二百一十五年的歷史。惠光大師亦終為陳守度所弒，後葬於寶光寺。

　　陳守度，也就是陳朝的太宗（佛元一七六九至一八０二年──西紀一二二五至一二五八年，他對佛教也有很深的因緣，據說當他幼時，在驛亭休息，遇有一位僧人來對他預言了將來的際遇，所以當他即位之後，便在每個驛亭塑置了佛像。到了天應政平十六年（西紀一二四七），實行佛、儒、道三教之考試，以成績錄取，分為甲乙丙等，以備登用。其後二年。修理建於李太宗時的延祐寺，並行大赦。此後又以國帑，建立寺院，鑄造銅鐘。

　　第二主聖宗（佛元一八０二至一八二二年──西紀一二五八至一二八七年），這是中國宋末元初的時代，聖宗與前王相同，保護佛教，建立有普明寺。

　　第三主仁宗（佛元一八二三至一八三七年──西紀一二七九至一二九三年），此時，元朝的軍隊，曾從陸海兩路，進攻安南，西紀一二五七年、一二八五年、一二八七年，蒙古軍三次打進越南，國都一再淪陷，但越南欲堅持其獨立的願望，所以也擊破了南方的占城，兼併了中部的順化。但仁宗晚年，讓位之後，即入禪道，出家赴安子山，隱於臥雲庵，號竹林大士。著有「禪林識嘴錄」「僧伽碎書」各一卷。

　　陳朝第四主英宗（佛元一八三七至一八五八──西紀一二九三至一三一四年），因為元朝不再入侵，遂遣陳克用入元求大藏經，歸越之後，留於天長府，並刊行副本，又詔印行佛教法事道場的文書格式，頒佈全國。興隆十一年（西紀一三０三年）正月，於普明寺設無量法會，布施金銀錢帛，賑濟天下之貧窮，同時授戒施經。興隆十六年，上皇仁宗入寂。其後有來自北方的胡僧瑜祇婆藍之女多羅聲，入於宮中，胡僧修禪定而行神秘法，深得英宗信任，因此而使佛教流於墮落之境，可見元朝的喇嘛教之弊風，也吹到了越南。而英宗晚年，也像仁宗一樣，禪位出家了。

　　第五主明宗（佛元一八五八至一八七三年──西紀一三一四至一三二九年），信佛並讀金剛經。此時有一感人的故事，傳說陳明宗曾將他的岳父因事投於獄中，並欲使其餓死，可是保慈皇后極崇佛教，即以衣服浸水，投入獄中，讓她的父親吸飲，她同時也想到了韋提希夫人救助頻婆沙羅王的崇高行為，便勸她的父親誦觀無量壽經，觀想阿彌陀佛。

　　第六主憲宗，七主裕宗，八主藝宗，九主睿宗各代，佛教式微，未有特別的史事傳流記載。而在裕宗時代，中國的政權又有了變更，已從元朝亡入明朝。越南的陳朝勢力也日漸衰落，國內盜賊蜂起，國外則有南方的占城屢屢入寇。占城與安南之間，自古以來，即常有事端，時戰時和，打來打去。大體上說，安南是屬於中國文化的範圍，占城則與扶南、真臘（此兩古國均在今之泰國東部柬埔寨境內）關係密切，而屬於印度文化的範圍，由於文化習慣不同，國民情感相背，故當安南強盛時代，即征服占城而使之入貢，安南衰落之際，占城便來入寇安南。因此，到了陳朝第十主廢帝之時（佛元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二年──西紀一三七八至一三八八年），由於進擊占城而兵力疲憊，竟然命僧人為之助力，選僧人之健壯者為兵，以防占城之入寇，唯正在此國步艱難之日，曾應明朝之需要，選送二十名僧人至明之金陵，在此之先則已有阮道及阮算入明，並且得到明朝的厚遇，此也可能是明朝對越南的一種懷柔政策策罷。

　　然而，陳朝的國勢愈衰，對佛教則愈不利，第十一主順宗帝光泰九年（佛元一九四０──西紀一三九六）正月，行僧道之淘汰，僧人未滿五十歲者一律參加考試，唯有通於釋教者得與僧堂之位置。這是精簡佛教，實則是限制佛教。

　　終於，由是胡氏之僭學，以及明朝大軍之入侵，陳朝的王統，便在西紀一四００年結束了。先後十二主歷時一百七十五年。

三、禪宗三大系

　　佛教在越南的發展，確有賴助於各朝王室的保護及提倡。在丁黎兩朝之際，對於佛教的依重，除了信仰的因素，尤其有文化的因素。當時的越南，文化落後，知識未曾普及，才識之士，實在不多。唯有佛教的僧人之中，受有高度文化的熏習，智慧才具，均非一般俗人可比。建國保民，有賴於僧人的才能及智慧，乃是必然的趨勢。

　　佛教最大的關鍵，卻是在於李朝的全力推展，李朝先後八主，無一主不是三寶的有力外護，所以李朝對於佛教的功德，在越南佛教史上，足可永垂千古而使越南的佛子們懷念不已。越佛史上的許多高僧，也多出現於那個時代。一到陳朝之後，教勢即走向下坡了。

　　越南的佛教，主要是受中國的影響，也許中國的義學，未能在南方生根，所以越南佛教的特色，也僅是盛於中國南方的禪宗的支系，在義學上則未見有某宏大的發揮及表現。

　　到此為止，越南的佛教，可歸納為禪宗的三大系：

　　一、毘尼多流支的法統。

　　二、無言通的法統。

　　三、草堂的法統。

根據安南人阮文玾的研究，而知其大致的情形如此。此期間的主要佛史文獻，則為禪苑傳燈輯錄上卷、禪苑集英語錄下卷。然據考證，此兩書名雖異，實為同一書的上下卷而已。

　　現在讓我們介紹這三個禪系的人物：

　　（一）毘尼多流支的禪系：毘尼多流支，他雖不是中國禪宗派下的人，卻是中國禪宗初祖達磨的法孫，毘尼多流支接法於僧璘，僧璘接法於達磨，故其仍與中國的禪統有關。他是南印度人，先受教於僧璘，後來約在西紀第六世紀之末頃，可能是五八０年，來到越南，住法雲寺，並在那裏傳授禪法。此後十四年，他也就在那裏圓寂了。

　　毘尼多流支的弟子，著名者有法賢，止住於越南，唐高祖武德九年（西紀六二六）入寂。此後，自三祖至七祖的事蹟不明。第八祖定空禪師，建有瓊林寺，寂於唐憲宗元和三年（西紀八０八））。第九祖通善。第十代出有羅貴安、法順、摩訶、無礙，計四人，其中之法順，著有「菩薩號懺悔文」傳世。十一代知名者，有禪翁、祟範、廣淨等三人。十二代則有萬行、定慧、道行、持鉢、純真等五人。十三代為惠生、禪嚴、明空、本寂，以及其他二位，共計六人。十四代出有慶喜、淨如、淨眼、廣福等四人，其中的慶喜，著有悟道歌詩集行世。十五代則為戒空、法融、草一等三人。十六代是：智、真空、道林等三禪師。十七代，妙因、圓學、靜禪之三人，其中的妙因係比丘尼。十八代的圓通，著有諸佛跡緣事、洪鐘文碑記、僧家雜錄。十九代的依山，乃是這一系可以考查的最後一人，寂於西元十三世紀之初，大約是中國南宋寧宗的時代。

　　（二）無言通的禪系：無言通自稱是得法於中國的百丈懷海，故這一系，是由中國人自中國傳到越南去的。無言通的年代，相當與黃檗溈山同門同時，百丈大師寂於唐憲宗元和九年（西紀八一四），九十五歲；黃檗希運寂於唐宣宗大中二年至九年之間；溈山靈祐寂於唐宣宗大中七年（西紀八五三）。準此推測，無言通當為西元九世紀前半期的宗匠，他是廣州人，俗姓鄭，雖是百丈的弟子，亦曾及馬祖之門，後於唐穆宗元和十五年（西紀八二０），遊化至安南北寧之仙遊縣建初寺，接受該寺感誠之供養，並授禪法予感誠禪師，嗣後即終老於此。

　　因此，無言通系的第一代，即為感誠。二代為善會。三代為雲峯。四代為匡越大師吳真流，他是一位文才卓犖的學者，丁朝開國，即聞名延攬，先於西紀九七０年封為僧統，掌理政務，整頓僧綱；翌年，丁先皇念其護國庇民之功，即晉封為太師，並賜匡越之號。第五代則有多寶。第六代有禪老與定香二人，禪老即是李太宗的受學師。由於禪老之力，加上李太宗的擁護，故到第七代時，以太宗為首，另有圓照、究旨、寶性、心明、廣智，以及其他之名匠，其中尤其以圓照禪師最為出色，名聲極隆，他著有藥師十二願文、讚圓覺經、十二菩薩行修證道場、參道顯決等行於世。第八代有通辦、滿覺、悟印、悟法華，共計四人。第九代共有九人，著名者有道惠、辨才、寶鑑、空路、本淨；辨才著有照對錄。第十代共有十一人，重要者明智、信學、淨空、大捨、淨力、智寶、長原、淨戒、覺海、願學，這是李朝的全盛時代，禪宗各派，均呈欣欣向榮之狀，所以人才舉出。十一代有廣嚴。十二代出有著了一部南宗嗣法圖的作者常照禪師。十三代則以通師、神儀、法界之三人為有名。十四代是息慮、現光、隱空。十五代是應王、道圓、一宗，另外尚有三人，共計六位。這已到了西紀十三世紀前半期的時代，也同毘尼多流支一系的情形一樣，自此以後，無言通系下的法脈，也無從稽考了。

　　（三）草堂的禪系：草堂禪師，前面已經說到，他是中國人，當李朝第三主聖宗時代，行化於占城之際，被當做囚兵逮捕而進入安南的。

　　草堂系的第一代弟子，即為李聖宗、般若、遇赦等三人。第二代有吳益、紹明、空路、完覺。第三代則為李英宗、社武、梵音、杜都。第四代是：張、真玄、杜常。第五代為李高宗、海淨、院識、范奉御。此到第十三世紀初頭，以後即入陳朝，陳朝以後的教團史，因為資料不獲，文獻無徵，所以不甚瞭然。

　　唯於陳朝之初，由三主仁宗禪位出家，號竹林大士，參禪著述，並教化弟子千餘人，結果開了竹林派，他著有兩部傑作，即是：禪宗指南歌、御製課虛集，從其教理的內容考察，可能屬於臨濟禪，而其禪法則謂出於慧忠的系統，詳細法脈，則不甚明瞭。

　　此後，陳朝的君主，尚有出家者，唯彼等之法系難考。

　　陳朝的僧侶之中，也有幾位著作家，例如法螺著有斷策錄十卷、玄光著有玉鞭集一卷、喜慶著有悟道集一卷、寶黨著有圓通集二卷等。

　　再往後，不知由於何種因緣，禪宗一時絕跡，至西元十七世紀時，頓由淨土宗取代了禪宗的地位，新成立了竹林蓮宗一派，以阿彌陀佛為其主要之中心，乃至形成以後北越佛教的主流。這可能與中國自宋明以後，倡導禪淨雙修，以及明末清代的高揚彌陀淨土，有甚大關係。

四、佛教的衰落

　　越南的佛教，自陳朝滅亡，即告衰落。

　　佛元一九四四年（西紀一四００）年，陳朝亡後，國內大亂，加之明朝的中國大軍入寇故，於明成祖永樂十二年至明宣宗宣德二年（佛元一九五八至一九七一年─西紀一四一四至一四二七年），十餘年間又成了中國的保護國。到了黎朝的太祖黎利起來擊退了明軍，即王位而稱國號為大越，越南又告獨立。

　　當時的中國明朝政府，正從事於儒學之獎勵，所以黎太祖（佛元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九年──西紀一四二八至一四三三年）雖擊退了明軍，但對明朝的文化制度，卻大事吸收移植，其結果則使儒學與文學，極一時之盛；在宗教方面，道教及喇嘛教之勢力，亦日益隆起。反之，正統的佛教，卻落於衰退。遂而，儒、道、釋三教混合的新局面，也跟著出現。在明朝保護期間，中國的太守，嘗下令沒收佛教經書，澈底破壞各地寺觀。黎太祖順天二年（西紀一四二九），嘗行僧道之考試，不知誦經不持戒律者，一律勒令還俗。

　　黎朝二主太宗（佛元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六年──西紀一四三四至一四四二年）時，佛教又一度抬頭，太宗於紹平元年（西紀一四三四），修理寺院，設盂蘭盆會，同時赦釋囚犯，並賜僧錢二百二十緍。翌年，鑄造國太后之金像，命僧人行開光點眼之法，並於其廟祝禱。太宗也同樣重視儒教，紹平二年二月，創行祭孔之釋奠，並成為以後之永式；又於同年十二月發行了新刊之四書大全。

　　經過三主仁宗時，至四主聖宗（佛元二００四至二０四一年──西紀一四六０至一四九七年）時，即行抑彿重儒之政策，光順二年（西紀一四六一）禁止寺觀之新造，又於光順六年，命禮官改革民俗，所謂矯正民間溺信佛教之弊，監視僧侶之行踪。對於儒教，則備加重用，制定春秋二季祭孔之禮，同時增建文廟以及儒家其他的諸多設施。此時的國勢頗強，乃係黎朝的盛世，唯某於實儒抑佛的政策，並無關聯，因其重用儒教之後的結果，至第五主到第十主之期間，國內外的動亂，又相繼出現。在此階段，政治紊亂，佛教的活動，也無特別可記可述之處。

　由於內亂，權臣莫登庸弒第九主昭宗而僣奪王位，在莫氏支配政權數年之後，黎朝再興，然其政權竟又歸於重臣鄭檢操縱，唯其仍奉黎朝之王統而占領越北的東京地方，適巧與阮氏在順化，支配了南部地方而對峙。在名目上，此期間仍為黎朝的王統，實際上卻是鄭氏與阮氏分割而治的局面。在二百餘年間保持了王統的不絕，黎氏的朝廷卻是威勢盡失，是稱為後黎朝。

　　在後黎朝時代（佛元二０七七至二三三五年──西紀一五三三至一七九一年），王室重奉儒教，民間則對佛教保有相當信仰。鄭氏亦嘗用意於佛教，唯因長期的內戰變亂，民力凋弊，故對寺院的建立不多。

　　基督教傳入越南之後，發生有多種弊害，故於後黎朝第九主玄宗景治元年（西紀一六六三）及十二主裕宗永盛八年（西紀一七一二），兩度下令禁止基督教之傳播。

　　裕宗永盛十五年，鄭棡修理福龍寺，經營達數年之久，勞役人民，民間頗有不平之怨聲，甚至要求修理之工程中上。不過，鄭棡修寺的動機，是在造成遊覽之勝地，並非出於真正崇佛之意圖。

　　又有鄭杠，建立瓊林寺及祟嚴寺，工匠萬名，日夜施工，並以徵服勞役代替稅捐之繳納。鄭杠又建壺天寺與香海寺，並由百官獻銅，鑄造大佛像。可是到了後黎朝的末主愍帝昭統元年（西紀一七八七），由於軍用的支出浩大，國庫空虛，銅之需要孔急，遂有阮有整之奏請，令各地寺觀的銅像銅器，送至京師，鑄造昭統通寶的錢幣了。

　　由於北方的鄭氏及南方的阮氏，均欲收拾民心之歸向，人民信彿者多，所以為了建寺而大興土木。故在南方的阮氏，也曾下旨建立天姆寺，今日之順化，尚有其遺跡，此寺三寶殿之雄偉，及其所鑄之鐘有異常之金聲，是為兩大特點。一般人皆肯定地說，今在順化附近各區之大多數寺觀工程，也均由於當年阮氏各主之功德所賜，傳至今日，尚為越南佛子所津津樂道。

　　就在後黎朝的末際，起兵於西山的阮文央，聲勢也頗浩大。於是，越南的政局，形成了鼎足而三的分裂狀態，東京的鄭氏、順化的阮氏，加上西山的阮氏，就把越南割據了。

　　於是，北越的黎朝，求助於中國清朝的軍隊，結果，清軍卻大敗，黎朝也就從此滅亡。占據順化地方的阮氏政權的阮福映，一時也亡命逃出了國外，後得法國的援助，才漸次回復其勢力，終於擊破了西山的阮氏而統一了全國。

　　阮福映遂於西紀一八０二年（中國清仁宗嘉慶七年）即王位，改稱年號為嘉隆，建立了阮朝。

　　當時的阮朝，領有東京、安南、交趾，真臘則為其保護國，威勢已較前數朝代的版圖為大了，這也就是後來被稱為越南三邦的範圍，含有今日的越南、柬埔寨、寮國在內。

　　然而，阮朝得到法國的援助而統一全國，她所付出的代價也是相當大的。法國到了西紀一八八六年占領了越南，至翌年，終於在越南組織了印度支那政府，設置總督，統轄全域。

　本來，我國對於越南保有宗主權，越南內政獨立，但受中國的保護。阮福映引入了法國的勢力，後來為了傳教問題，而彼此的關係惡化，法國便以武力脅迫清朝政府，這便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中法越南的戰爭，也是中國的國耻之一，越南的宗主權終由清朝軍事失利而喪失。

　　於是，越南的阮氏王朝，成了法國的傀儡，徒擁虛名，而無實權。

　　雖然如此，阮朝王室，對於內政的處理，尚有一部份的影響力。正因如此，對於佛教是很不利的。一方面，法國的政府大力推行天主教的傳教事業；一方面，阮朝王室則採用儒教，朝廷各項制度，無不以儒教為準。

　　阮福映於平定國內之後，即於嘉隆三年（西紀一八０二）八月，建太廟於皇城之左，又詣文廟而行秋祭。翌年初，敕禮部於吉日祭天地。此後屢於春秋兩季親行文廟之祭，並擴大建築文廟的規模，阮福映為阮朝的世祖，其後各主，即以世祖所定的制度朝儀為永式的慣例。

　　阮朝對於佛教的限制極苛，僧徒被黜，而由御賜之流至各寺觀為寺監或法師，所以各寺觀僅存外表之形式，破戒視為尋常，宗教的精神全失！同時，政府設置僧籍，以便控制；限制寺院購置地產，限制寺院接受十方善信的財物布施，以期抑制佛教的發展，致使真修實學的僧人，不獲安心弘法之所，反使一般假借佛教以行惑世之實的假佛教徒，得到了機會。

五、混雜信仰佛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越南的民間信仰，與中國的極為相近，除了少數天主基督的信徒之外，都會承認他是信仰佛教的，可是此所謂佛教，絕對不是純粹的三寶弟子，而是混合了佛、儒、道三教觀念和成份的信仰。

　　在農村之中，有各式神祇的祟拜，呈現出類似多神的複雜形態。

　　從其外貌上看，越南寺院的建築，與中國相似。僧侶的生活，也類似中國，除了南部受有小乘佛教傳播而同於上座部的形態之外，大多數的越南佛教，跟中國是極為類似的北傳形式。他們的佛塔，也保留著中國的色彩。他們的經典，也是中國的文字。他們的佛殿內部，中央供釋尊像，右供阿彌陀佛，左供彌勒菩薩像，這是指的比較純粹的寺院。

　　因此，除了少數的佛教僧侶，一般的人民之自稱為佛教徒者，即無法辨別佛、儒、道的界限，於是，一般以佛教為生的佛教徒，每每成為從事於精靈崇拜等的妖術師，而在民間看來，以為這也就是佛教。

　　因此，在許多混合信仰的佛寺之中，他們的正殿中央，備有五六段壇台，安置了各種的偶像。最前列的一段，普通是供佛的誕生像，左右則為阿難與目連二尊者。其次供置道教諸神、冥府之王、北極星、南極星，最上一段，安置佛教的三寶、孔子、老子諸像。至左右兩個脇壇，普通是供觀音、彌勒、文殊等大菩薩，以及守護諸天、著名的祖師等的偶像。又有地獄圖、羅漢圖、道教諸神仙圖描繪於樑間者。

　　他們信仰靈魂的輪迴之說，雖然正信的佛教不主張有固定的靈魂，但是輪迴的觀念，使得大家既有安慰也自願自動地行善止惡。他們信仰諸佛在此世界的人類之上方，監視保護此一世界，並相信有佛教的守護諸天，守護信佛的人們。

　　在佛事方面，一般有七月十五日的盂蘭盆會，這是民間的盛會，相信此日地獄門開放，各人的祖先亡靈，來到人間受惠。所以各家門前，均備供食物，並以紙做的衣服金錢，入夜焚化。在這一天，各寺院內，也舉行大袈裟供養之儀式。

　　每月陰曆的一日及十五日，各寺塔內也舉行一定的儀式。

　　與佛教寺院相等的，有儒教的文廟，及道教的關聖廟，也並存於越南的各地。農村部落尚有各村的守護神的供祀，這有類於中國的土地祠而越南人稱之為「亭」的建築物，也屢見不鮮。跟中國、印度、日本的民俗一樣，越南人也有崇拜大樹之神靈的習慣，並且非常普遍。

　　類似的民間信仰，與其說是信的佛教，不如說是信仰超人的存在，一種神秘的力量的祈求。

　　正由於宗教信仰的混淆複雜，即有一些人士希望把它們有系統地統一起來，所以產生了一個結合了佛教、道教、基督教所混淆而成的高臺教，這是越南的一支新宗教。

六、蓬勃的現代佛教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全人類是一大浩劫，但在戰爭結束之後，世界的形勢便進入了一個新的局面。

　　民國三十四年（佛元二四八九──西紀一九四五）日本投降，便終止了二次大戰，大戰的終止，也為各弱小的國家民族帶來了自治與獨立的新機運，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便隨著這一新形勢而日漸萎縮後退。越南在法國殖民統治了六十多年之後，終於也在西紀一九四九年獨立了。

　　可惜的是，越南也和中國一樣，中國剛從日本軍閥的蹂躪下得到了勝利，轉眼間又被共產匪黨關進了鐵幕；越南獲得獨立不久，也由於越共的作亂，而在西紀一九五四年奠邊府的慘敗，便依日內瓦協定，將越南自十七度線為分界，切成了共產與自由的兩半。直到目前，南越的軍民，尚在與來自北越的共黨游擊隊，作著殊死的戰鬪。不過，越南的阮氏王朝，也因南北的分裂而結束了。

　　可是，越南的佛教，因了中國於民國之後的佛學傳播之影響，他們在厭倦了西方殖民主義者的統治之餘，就把熱烈的希望和安慰的追求，投向了佛教。所以到了西紀一九二０年，便在越南的北、中、南三處，普遍地掀起了振興佛教的運動。經過十一年的困苦奮鬪，至一九三一年，即有一個佛學會首先在西貢創立，命名為南圻佛學研究會；一九三二年，越中又成立了佛學會；一九三四年，北越佛學會也相繼成立。

　　這些佛學會雖各有章程，但卻有其共同的目標，同為復興禪宗、整頓皈依、造就佛教的青年而努力。同時，他們為了佛法的普及，便開始倡用越語代替了以往所用的漢文。許多譯自大小乘的越文經典及雜誌，也就開始出版。

　　這一佛教的振興運動，不數年之間，即得到了全國的歡迎，上流社會的智識界。亦多自動轉移了他們的思想而擁護佛教的復興，從間接的鼓勵到直接的合作，捐輸財物，宣揚教義，這是令人感奮的現象。

　　後來雖因二次大戰的爆發，而使這一運動一度停頓。然到越南獲得獨立之後，民族的意識，使他們不喜歡西方人的宗教，對科學及民主的認識，也使西方的神教黯然失色，佛教因之重振。至西紀一九四九年，由於素蓮及智海兩大師的領導，以及一般居士的盡心協助，設立孤兒院及私塾各一所，成立救濟戰爭難民的各慈善機構，並設立一個印刷館，在河內、在順化，均在悉力策劃僧伽之重聚，制度之整頓，寺院之重修，雜誌之復刊，翻譯及著作之恢復。

　　是以，到西紀一九五０年，中越、北越成立了聯合性的新佛學會，第二年五月六日，又在順化召開全國佛學會議，參加的代表有僧伽及居士五十多人，決議統一各居士會、規定統一儀式、普及教理於民眾、造就青年佛子。

　　在此統一佛教的名義下，在西紀一九五二年九月，因錫蘭代表團出席在日本召開的第二次世界佛友誼會之便，隨奉一佛陀舍利贈予日本，當該代表團乘船經泊西貢的二十四小時之間，響應號召參加禮敬舍利而集會的佛教徒，達十萬人，這是越南獨立後在西貢從未有過的盛大場面。尤其難得的是人雖眾多，而秩序井然，虔誠非常，感人至深。

　　從此以後，由南到北，振興佛教的運動，到處受到熱烈的歡迎，而使各種雜派的宗教勢力，一一來向佛教歸附。各慈善機構、佛學堂、佛教私墊、佛教青年機構等等，也紛紛增加，隨處發展。可惜未久之間，日內瓦協定，把越南分裂為二，北越與南越佛教的統一發展，唯有待之於來日了。

　　但是，南越的佛教，目前仍在為佛法的昌明及國家的利益作著艱苦的努力。他們竭力使佛教洗脫混雜的迷信，竭力從事於佛學的宣揚及教導，竭力實踐佛陀的教訓。所以不論僧俗，凡參加振興運動者，均須從修心養性中力求精進，他們要以自覺、覺他、自度、度他的精神自期，他們不再誤用大乘「菩薩行」之藉口而行非法，卻要向大乘佛法中提取營養以滋補其精神。他們完全公認各派的正統的教理，歌誦原始佛教，但也不放棄龍樹、馬鳴、世親等之根據於原始基礎上的各種論說，亦如他們不放棄淨土法門為參禪途徑之一相同。

　　可見，越南的佛教，正在邁向新紀元的新境界。目前的越南人民，除了天主教信徒之外，約有百分之八十的佛教徒，不過在此百分之八十之中，有些舊的各種信仰者，未必是正信的佛子，只是他們無不信仰釋迦世尊。至於新佛教的運動者，在越中及越北為多，兩年前在越中的新興運動者有二百萬人，南越則尚不滿兩萬人。

　　推動這一新興佛教運動的，就是越南佛教總會，歷年以來，他們召開了許多次大會，在此總會之內，包括有：

　　一、越中僧伽教會。

　　二、南越僧伽教會。

　　三、北越駐南部之僧伽教會。

　　四、中部駐南部佛教會。

　　五、越南佛教會（即北越駐南部者）。

　　六、南越佛學會。

　　現在的總會地址，自佛元二五０二年四月起，由印光寺遷至西貢清光縣太街八十九號的舍利寺。

　 佛元二五００至二五０二（西紀一九五六至五八）年度的總會職司為：會主淨潔和尚，總書記梅壽傳居士，副書記善定大師及胡琴居士，司庫主任阮文雅居士，副主任阮高翔居士，司儀委員釋心珠大師，弘法善華大師，訓育智守大師，訓練青年佛子智光大師，文化陳清協居士，訓練慈善（佛教）黎文琴居士，檢察顧問普明大師等。

　　總會下的「南越僧伽教會」，工作極為積極，他們的成績也很顯著：

　　一、設立佛學堂。

　　二、訓練住持人才。

　　三、普通佛學的流動演講。

　　四、調整傳授歸戒的方式，取消皈依一師之儀式，改為皈依集體的僧伽。整頓尼眾，今有中央及省級各理事會，由一尼長另外擔任僧綱。

　　五、保送僧人出國留學。

　　六、翻譯律典為越文及越文佛書之著作。

　　七、與佛事會合作，編輯慈光雜誌，與總會合作，出版越南佛教雜誌，社址於堤岸萬華街六三五號的印光寺。

　　總會下的「南越佛學會」，成績尤其輝煌，該會成立於佛元二四九四年（西紀一九五０）九月。它的宗旨在於團結正信的四眾佛子，奉持正法，實踐如來慈悲的德性。他們反對一切迷信如燒紙錢、求籤問卜、星相、算命、私祠妖術之解厄。同時利用報紙、書籍、廣播等的各種工具，宣揚佛陀的正法，統一佛教儀式、訓練佛教青年、推行慈濟事業。他們積極擴展會務至各省各縣各市，積極地吸收會員，對內教育訓練，對外醫濟服務貧病。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組織「佛子家庭」。此名詞是指集合了各團體的兒童、少年、青年，及佛教會員的子弟，由南越佛學會加以組織結合，由各地的「佛子家庭」，結合組織了各地的佛教子弟，自成一個團體；予以道德思想及佛教生活的教育，他們的口號是「悲、智、勇」，他們有統一式樣的服飾。目的在養成佛教子弟的知道集體生活，知自立、知進退，以備將來為人為己，弘法利生。他們以白蓮花為徽號。這種佛子家庭的組織，現在幾乎已遍及越南各地，計有十六個「家庭」，已散布於西貢及各省。

　　南越佛學會，經十五個月的施工而建成的現代化的舍利寺，現在已成為越南佛教的領導中心，寺中每週末晚上來聽經的人，經常有三百上下，多為智識份子及青年男女；每星期日早晨到寺誦經及聽說法的人數，或尚更多。寺內自備有播音機、自動發電機、電影機，以用作說法的工具。

　　該會設有慈善組織，由女性教友負責，從事於各醫院、保生院的訪問，發給病人贈品，送給嬰兒衣服等。

　　該會籌備於每月最少一次，印送各種袖珍本的佛化小冊，向大眾釋釋佛教根本教理，尤其著重監獄中的犯人為贈送的對象，以期用佛法的感化，使之成為向善而新生的人。

　　寫到這種，我們不能忘了佛元二五０七（西紀一九六三）年的越南教難，那是由吳廷琰的家族政權，為了左袒他們自己所信的天主教，有計劃地迫害了佛教。吳廷琰本人未必在起初時即仇視佛教，而是由於佛教的新興運動的迅速發展，才使他們想到利用政治權力來抑制佛教並迫害佛教，以圖天主教的勢力能在越南鞏固，尤其是吳廷琰的兄長，是天主教的越南主教。

　　遺憾的是，佛教徒為了護教，而由廣像大師為始，連續有善美法師、妙光尼師、善惠長老、光香法師、清穗法師、元香法師等七位僧尼，先後以汽油浸透了衣服，引火自焚殉教，終於國際輿論譁然，國內群情激憤，導致了軍事政變，推翻了吳氏政權，吳氏兄弟也在政變中不幸遇難。所以，這一宗教迫害的事件，佛教受害固大，吳氏也同樣付出了最高的生命之代價！

　　佛教經此教難而獲得了勝利之後，組織更加堅強，工作更加積極，號召力及影響力之大，已駕凌乎各原有任何派系之上。但迄本文執筆時為止，來看越南的佛教，無疑地他們是堅決的反共，深切的愛國，不惜任何代價的護持佛教而宣揚佛陀的正法，但尚未曾見出有其政治的野心夾雜其中，這也正是佛法本位的佛教精神。

七、參考書目

　　本篇的寫作，係參考：（一）龍山章正的「南方佛教四樣態」。（一）金山正好的「東亞佛教史」。（三）望月信亨的「佛教大年表」。（四）念常的「佛祖通載」。（五）慧皎的「高僧傳」。（六）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七）「中國歷史地圖」（正中版）。（八）高中歷史教科書。（九）越南佛教會出版，芸芸譯的「越南佛教史略」，本篇第六節的資料，多半係採自這本約一萬二千多字的小書，我要感謝淨海法師請傳諦法師將它抄了一份給我。

　　如果要進一步地研究越南佛教史，則另可參考：（一）禪苑傳燈輯錄上卷。（一）禪苑集英語錄下卷。（三）三祖實錄。（四）御製禪苑統要繼燈錄。（五）三教一源流。（六）三教通考。（七）古珠法雲佛本行語錄。（八）古珠四法譜錄。（九）聖跡寶錄。（十）一般的史籍則有「安南志略」、「大南一統志」的僧門部、「大越史記」、「大越史記全書」、「欽定越史通鑑綱目」的正史類，亦有關於佛教的事項。此外尚有研究阮朝佛教的資料，可參閱「大南實錄」、「大南列傳」、「大南一統志」、「大南會典」等。

佛滅紀元二五一０年四月廿七日於關房